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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说过，她的“互文”理论来自米哈伊·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启示。事实上，当俄国形式主义以及结构主义声势浩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评家并未缄口不语。例如，巴赫金曾经对俄国形式主义进行尖锐的批判，《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即是这一场论辩的思想记录：“形式主义企图在纯粹的和封闭的文学系列内部揭示出形式发展的内在规律性”(213)，巴赫金对于这种企图持有强烈的异议。 巴赫金指出，所有的言谈无不发生于一定的社会现场——一定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并且嵌入宏大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形成的压力投射于言谈活动，甚至左右人们的遣词造句。如果说，语法仅仅抽象地规定了哪些词汇可以相互搭配，彼此衔接，那么，哪些词汇真正地汇聚为句子，这通常取决于社会现场诸种形势的支配。巴赫金将这种支配称之为“社会评价”。两个敌对的社会集团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语法体系，但是，“社会评价”可以使他们制造截然相反的话语(“文艺学”59－60、165－67)。这即是历史对于语言的有力干预。在巴赫金心目中，“社会评价”显然比抽象的语法重要，前者负载了社会结构的压力。与弗·詹姆逊的“辩证批评”有所不同，巴赫金认可文学形式体系的独立存在。如同历史之中的语法仅仅发生极为缓慢的变异，某些文学类型的规范仿佛摆脱了时间的侵蚀而恒定长存，甚至“总在记着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开端”。巴赫金曾经将这种状况命名为文学类型规范的“创造性记忆”(“诗学问题”156)。尽管如此，巴赫金仍然雄辩地表明，“诗人在选择词、词的具体组合、词在结构上的配置方式时，他所选择、对比、组合的，正是词中包含的评价。我们在每一部诗歌作品中所感觉到的材料违拗，正是其中所包含的和为诗人事先找到的社会评价的违拗”(“文艺学”166)；叙事作品亦然：“所叙述的生活事件和叙述本身这件实际发生的事，结合而成为艺术作品中统一的事件。社会评价既把对叙述的事的看法和理解组织起来(因为我们看到和理解的只是在不同程度上触及我们和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也把叙述这件事的形式组织好；材料的安排、插叙、回溯、重复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贯穿着社会评价的统一逻辑”(“文艺学”172)。 在巴赫金看来，历史决定了文学形式的发生、形态及其漫长的演变。少数时候，历史内容直接催生了某种文学形式，例如革命动员与街头剧的关系；多数时候，二者之间存在许多传递和转换各种信息的中介环节——某种新型的生产方式或者生产关系可能穿过众多中介环节的过滤，曲折地抵达诗学修辞的末梢。这时，历史并非重铸崭新的文学形式体系，而是重启或者修改积累至今的文学形式体系。显然，这种观点不仅有助于解释文学话语如何描述世界，而且有助于解释文学话语的历史意义。这个话语部落的初始成因仍然有待考证；然而，至少在目前，一个愈来愈强烈的疑问迫在眉睫：现代社会拥有如此繁茂的科学话语、政治话语或者经济话语、法律话语，文学话语不可替代的空间又在哪里？这将涉及社会话语光谱内部的各种角逐与竞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