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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19世纪之后的现实主义文学延续并且完善了这种观念。现实主义文学不仅逼真地重现一条街道，一副肖像，或者一个家族的兴衰沉浮；现实主义文学隐含的雄心是，显现日常表象背后历史潮流的巨大冲动。谈论斐迪南·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时，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呈送的“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恩格斯等112)。恩格斯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39)。现实主义文学对于历史的青睐赢得了马克思主义学派批评家的反复阐述。所以，现实主义文学并非有闻必录，罗列碎屑，而是借助某种叙述模式，聚焦、提炼某些方面，同时遮蔽、排斥乃至删除另一些内容——这即是现实主义文学形式的基本使命。正如R·韦勒克所言，“尽管它主张直接的深入洞察生活和真实，在艺术实践中，现实主义也有它自己的一套惯例、技巧和排它性”(韦勒克242)；“即使看起来是最现实主义的一部小说，甚至就是自然主义人生的片段，都不过是根据某些艺术成规而虚构成的”(韦勒克 沃伦14)。 尽管如此，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到现实主义，“真实”范畴的强大威望带来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对于文学来说，现实按照自己的逻辑自动浮现，客观，中性，拒绝人为的干预。这时，文学形式如同一件多余的披风。当然，所谓“自动浮现”不可能祛除充当媒介的语言符号，但是，完整的现实赫然再现之际，即是语言符号遭受遗忘之时。女主人公的美貌令人惊叹不已的时候，可悲的结局令人唏嘘再三的时候，谁还会划出一部分精力条分缕析地考察作家的文采？文学形式不合时宜地夺走读者的视线，这毋宁说是一种缺陷。换言之，“真实”范畴包含了一种重要的辩证转换：文学形式的最佳成效即是文学形式的消失。借用中国式的玄妙表述，这即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 弗·詹姆逊显然相当谙熟这种辩证转换。倡导“辩证批评”的时候，他对于文体形式的独立存在表示异议。文体形式必须是个人的，具体的，紧密地同个人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詹姆逊认为：“对于真正的辩证批评来说，不可能有任何事先确定的分析范畴，就每一部作品都是它自身的内容的一种内在逻辑或发展的最终结果而言，作品演化出它自己的范畴，并规定对它自身释义的特殊用语”(282)。总之，文学形式即是一个作家与某些历史内容独一无二的互动。离开这些历史内容以及这一部作品，所谓的文学形式同时消失了。 现在必须短暂地驻足，关键的分歧终于开始尖锐地显露：具体的历史内容之外，一个独立的、自足自律的文学形式体系是否存在——如何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