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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严密的诗词格律，另一些文类规范的特征模糊、松弛，人们甚至无法判断它们能否构成一个稳定的体系，例如小说或者戏剧。对于叙事话语说来，打开僵局的是弗·雅·普罗普的开创性著作《故事形态学》。许多批评家致力于阐释人物性格的时候，这部著作独辟蹊径地转向了角色功能的研究。“沙皇赠给好汉一只鹰。鹰将好汉送到了另一个王国”；“老人赠给苏钦科一匹马。马将苏钦科驮到了另一个王国”；“巫师赠给伊万一艘小船。小船将伊万载到了另一个王国”；“公主赠给伊万一个指环。从指环中出来的好汉们将伊万送到了另一个王国”——普罗普收集的这些例子存在不变因素和可变因素。“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17)。总结了一大批神奇故事之后，普罗普找到了三十一种角色功能，例如最初的灾难，主人公遭受追捕，主人公获得宝物，主人公改头换面，敌人受到惩罚，主人公成婚并加冕为王，如此等等。按照他的研究，无穷的神奇故事即是由这些功能的种种组合配制而成。按照“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的命题，性格的形成以及彼此之间的戏剧性冲突与具体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然而，普罗普的意图恰恰背道而驰。如同有限的象棋规则主宰无数的棋局，普罗普试图剥离各种外在表象，概括出主宰无数神奇故事的固定支架。历史内容可能提供不同的角色，但是，他力图抵达的最终结论是，角色承担的叙事功能避开了历史的干扰而始终如一。 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的理论指向无疑是叙事话语体系的内在构成。叙事作品内部诸种话语成分的切割与组织图景的描述显然是巴特的特长。巴特将叙事话语分解为三个层次，即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每一个层次内部还可以继续拆卸，例如功能层内部隐含了横轴的分布类和纵轴的归并类，前者有助于再现行为的延续，后者有助于再现状态的弥漫，这即是所谓的“核心”与“催化”；若干意义单位的组织完成了一个新的序列，诸多序列的交汇形成了叙事作品结构的整体系统。作为一个局部的组成，许多序列的轮廓必须在更高一个层次的框架之中才能显现。巴特的理论构思之中，大大小小的意义单位和序列如同各种型号的零件精密地装配起来，带动一部庞大的叙事机器有效运转，源源地生产出种种意义。巴特竭力断绝叙事话语与历史内容的衔接，封锁二者互通款曲的踪迹，例如主体。无论是作品之中的人物性格还是生产叙事话语的叙事人，巴特仅仅称之为“纸上的生命”。故事之中人物性格的使命无非是完成情节，犹如一个名词作为动词的主语。阐释某个人物性格的普遍意义代表了哪一种历史潮流不啻于无稽之谈；叙事人无非是某一部文本的讲述者；相对于各种严密的叙事话语法则，意识形态对于作家——作为通常的社会成员——的影响无关紧要。总之，历史内容不可能投射于主体从而干扰文学形式。相近的原因，人们没有理由从故事时间联想到特定的历史环境，文本之中的时间序号更像是驾驭情节有序铺展的叙事逻辑。按照巴特的天才式分析，叙事话语的众多话语成分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这个系统的强大结构遵循某种自洽的内在逻辑从而轻松地甩下了风云变幻的历史。 一套语言延伸到另一套语言，一种形式构型呼应另一种形式构型，各个部分相互配合，相互见证，总之，文学形式体系是一个完善的闭合系统，借用什克洛夫斯基的话说，这个体系内部构造不受城堡上旗帜颜色的影响。这显然代表了结构主义的理想。不过，来自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的得意门生——的“互文”理论已经带有明显的后结构主义意味。“互文”理论表明，一个文本镶嵌了形形色色的其他文本，众多文本的交织形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语言网络。这种观点很快得到了巴特的激赏。在为《世界大百科全书》撰写关于文本理论的条目时，巴特清晰地形容说：“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93)。一些文本如同种子撒入另一些文本，它们彼此攀援，互相派生，这可以视为文学形式茂盛的自我繁殖；然而，这种文本观念悄悄地背离了结构主义旧辙。首先，“结构”这个概念遭到了破坏。当一个文本如同百衲衣的时候，它的源头并非来自一个神秘的结构核心，多元的文本碎片业已解构了中心的存在。中心的阙如带来的后继问题是，为什么是这些文本碎片而不是那些文本碎片重新汇聚为另一个文本？一个文本碎片穿梭至另一个文本碎片，背后隐藏了何种动力？这时，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描述终于再度将文本生产引向了文本栖居的社会文化。事实证明，文学形式并未彻底摆脱历史的幽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