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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内容与形式——当漫长的理论游历重返这一对古老范畴的时候，二者之间旷日持久的主从之争似乎丧失了意义。可以从一个质疑开始：对于文学来说，内容与形式是一对稳定的范畴吗？ 显然，内容与形式的主从之争事先确认了二者的区分前提。尽管俄国形式主义曾经以“材料”与“手法”代替内容与形式，但是，术语的改变并未瓦解这种前提。对于李白的《静夜思》来说，月色如霜与思乡之情是内容，五言绝句的平仄与韵脚属于形式；对于鲁迅的《狂人日记》来说，“狂人”的所思所见是内容，日记体的第一人称叙述是形式。通常，这种区分可以在任何一个文本获得证实。文学批评史的追溯可以显示，内容与形式的区分曾经再三地引起隐蔽的意识形态分歧或者激烈的文艺论争，从而超出通常的相对意义而带上了明显的价值评判。马克思主义学派聚焦于“内容”，“内容”作为一面镜子直接映照出重大的历史潮流，文学形式无非是这些内容的展示和修饰，过多地推敲文学形式无异于本末倒置；俄国形式主义或者结构主义聚焦“形式”，“形式”不仅被视为文学的标识，而且，文学甩开意识形态纠缠的断后之役即是发生在这个空间。韦勒克和沃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逻辑地延续了“内容”与“形式”的不同谱系，而且，他们的抑扬褒贬清晰可见。由于各种额外意义的持续增加，“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对立持续地巩固与加剧。 然而，历史、主体、意识形态、语言与文学的多边关系显明，历史不仅是文学关注的对象，安详地等待文学的描述；与此同时，文学也是历史的关注对象，历史一刻也没有停止改造和重塑文学。我企图指出的是，这种改造和重塑的幅度如此之大，甚至动摇了传统的“内容”、“形式”之间的分界与认知。换言之，何谓“内容”或者何谓“形式”不存在本质的规定。“《红楼梦》之中贾宝玉衔在嘴里出生的宝玉算什么？这是主人公佩挂的一件饰物，是大观园内部的一个秘密话题；同时，这也是一种象征，一个诱导故事的悬念。前者通常纳入‘内容’或者‘材料’，后者显然必须称之为‘形式’或者‘组织’”(南帆158)。如果说，不同视角形成的视差可能导致结论的重写，那么，历史制造的各种视角带来常见的转换即是，“内容”逐渐固结，继而演变为“形式”。完整地说，外部的历史不仅可能进驻文学形成“内容”，而且还可能进一步酿成未来的“文学形式”。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那样，某些现代主义小说支离破碎的结构曾经赢得了形式之外的解释——这种结构象征了支离破碎的历史。巴赫金曾经如此批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不能承认对文学起作用的外在的社会因素可以成为文学本身的内在因素，成为其内在发展的因素”(“文艺学”91)。显然，“文学本身的内在因素”多半是指文学形式。 当然，从支离破碎的历史到支离破碎的文学形式，二者之间的转移通道寄生于社会心理、个人意识、语言表述等众多中介环节，时而清晰可见，时而隐秘难觅，甚至半途而废。相当多的时候，历史发生的剧烈震动仅仅投射于文学的“内容”而无法及时地向文学形式转移。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阐释的代码，文学形式内部沉淀的历史信息业已构成了强大的吸引。 历史对于文学形式的改造和重塑具有多种类型。最为简单的类型通常是，工艺技术的突破促成了新型传播媒介的诞生，随即而来的是一批与之适应的新型文学形式。从纸张、印刷术到长篇小说的兴旺，从摄像器材、电影放映技术到电影或者电视肥皂剧，历史的印记直接铭刻于文学形式。中国古代近体诗格律的形成略为复杂一些。魏晋时期汉语四声的发现、诗人对于声律的钻研和“四声八病”的提出以及佛经翻译带来的语言学启示无一不对近体诗的格律完善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历史文化提供了各种形式因素的交汇、化合契机。这种改造和重塑包括了删除。某些古老的文学形式已经僵死多时，历史无情地剥夺了它们的生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