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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社会话语光谱的此起彼伏，人们可以有限地接触理查德·罗蒂的哲学理念。罗蒂认为，世界始终存在，并且长期充当人类心灵的认识对象，但是，现在到了“语言学的转向”的时候了——真理的描述来自人类的语言：“世界不说话，只有我们说话。惟有当我们用一个程式语言设计自己之后，世界才能引发或促使(cause)我们持有信念”(15)。因此，世界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预订了哪一套语言游戏描述世界。科学话语更为权威，还是经济话语更为有效？当各种政治术语、商业名词或者道德法律命题全面覆盖各个社会领域之后，文学话语还想表述什么？罗蒂察觉到一套又一套的语言游戏彼此替代，但是，他似乎没有兴趣确认一个必然的原因。罗蒂的态度多少有些犹豫：“世界无法为我们应该说什么语言提出建议，只有其他人类才能作此建议。不过，虽然世界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玩哪一种语言游戏，可是这不表示决定玩哪一种语言游戏乃是随意的(arbitrary)，也不表示语言游戏的选择乃是我们内在深处某个东西的表现”(15)。他倾向于赞同，一套语言游戏的选择带有“偶然性”，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存在“或隐或显的竞赛”(18)，胜出者大约“看起来更具吸引力”(19)。这种犹豫是否恰好表明，任何游离于历史脉络的选择都无足轻重，以至于无法确认一个必然的答案？ 当然，更为尖锐的追问是，语言游戏之前的历史脉络又在哪里？如果存在所谓的历史，那么，众多语言游戏或者说文本即是历史的组成。文本之外空无所有，这种命题的极端性隐含了尖锐的理论挑战；然而，雅克·德里达对于“替补”结构的论述至少可以证明，文本始终作为历史环绕在人们周围。西方哲学传统之中，口头言说是对于思想的替补，文字写作是对于口头言说的替补；中国古代思想家曾经在《周易》的解读之中断言：“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象、意三者构成了递进的替补关系。这种替补关系甚至扩展至某些文类的排列，例如认为“小说者，正史之余也”——小说是历史的替补；或者将词称之为“诗余”——词是诗的替补。德里达试图论证的是，在场的原物业已成为永恒的空缺，人们与之相遇的只能是替补物。换言之，传统的观念必须颠倒过来：替补物的主题仿佛总是指向在场的原物，但是，真正的现场由替补物构成(德里达204—37)。替补物即是历史的实体。 历史是否慷慨地为文学话语划拨了一个不可替代的空间？这是一种误入歧途的提问方式。历史没有边界。德里达之后的观念应当是，由于文学话语的再造，历史多出了一个空间。这时，文学形式将会充当历史形式的一个部分。当然，这种表述并未完成文学形式与历史之间的全部故事。还有一个隐蔽的主题呼之欲出：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