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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叙述”这个术语是人们给另一种语言模式的命名，叙述学力图从事这种语言模式的理论描述。这种语言不再抒写主体的内部情志，而是惟妙惟肖地显现坚硬的外部世界。“真实”即是在此刻欣然登场，充当文学批评的一个衡量范畴。当然，外部世界可能包含了某种运动，包含了一个从前因到后果的转换，或者一个从平衡的打破到平衡的重建。这时，叙述意味着一个过程前后相随的完整再现。按照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要求，叙述的完整表现为不必上承他事的发端，终于无须他事后继的结局，这个过程的各个部分紧密联系，以至于不可任意删削挪移(43)。这时，语言学家在叙述话语之中发现了主导叙述延续的横轴。 莫泊桑曾经回忆福楼拜教诲他如何精确地叙述一个对象：“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词可供他使用，只有那一个动词能使动作生动，只有那一个形容词能使性质鲜明”(81)。这是对叙述话语显现能力的绝对信任。事实上，人们可以在中国古典诗词之中找到更多的例证。 陈公时偶得(元刊本校云：“偶得一作偶收。”)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欧阳修8) 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洪迈320) 当然，诗人心目中的“真实”并非仅仅是表象的通俗复制；许多时候，诗人的工作即是挑选称心如意的奇妙字眼叙述他们意识到的“真实”。例如：“‘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王国维10)。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叙述可以视为一种“摹仿”，例如史诗和悲剧。在他看来，“摹仿”来自“人的天性”。摹仿可能诉诸各种媒介，例如颜色、姿态、声音、众多乐器和文字，如此等等。摹仿成功与否的评价时常是“真实”的程度，譬如线条和颜色是否再现了一片风景，乐器的弹奏是否再现了清脆的鸟鸣或者鼓点一般的马蹄声。当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已经考虑到文学叙述异于历史叙述——二者的“真实”观念并非一致。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108)。文学占有的是“可能”的真实，历史只能据实记载。《诗学》阐释了文学形式如何形成特殊的叙述路线图： 史诗的情节也应该像悲剧的情节那样，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着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这样它才能像一个完整的活东西，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赋予的快感；显然，史诗不应像历史那样建构，历史不能只记载一个行动，而必须记载一个时期，即这个时期内所发生的涉及一个人或一些人的一切事件，它们之间只有偶然的联系。(亚里士多德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