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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语之中，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相提并论的独立文化门类——很迟才出现。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谈论的“文学”异于现今的语义。因此，文学形式这个概念从未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之中。尽管如此，文辞表述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十分关注的主题。孔子的《论语》曾经指出：“修辞立其诚”，文辞的修饰即属现今的文学形式问题。另一些时候，古代思想家使用的概念是“文”，例如，“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或者，“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古代思想家反复阐述的一个强大主题即是，避免过于炫目的文采扰乱人们的心智。先秦的墨子甚至提出了“非乐”的思想，华丽的艺术享受犹如文化腐蚀剂，祸国殃民，如此不道德的行径理当尽早废止。很大程度上，这个主题表明了古代思想家所赞许的文化性格：“讷于言而敏于行”，“见素抱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如此等等。他们心目中，性格张扬、言辞浮华有违君子圣人的追求。所以，柳宗元的这几句自述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意义：“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柳宗元542)。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说来，这种观念始终是否弃文学形式的思想资源。 不言而喻，这种观念与诗人热衷的语言推敲存在矛盾。诗来自语言的千锤百炼，诗人以雕琢语言为生。然而，相当多的时候，诗人不得不为自己的语言才能披上一副伪装。“极炼如不炼”是中国诗学的一个特殊观点。批评家不反对诗人沉湎于语言炼丹术，他们强调的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成熟的语言修饰必须抹消一切斧凿痕迹。诗人可以殚精竭虑，寻寻觅觅，“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然而，字斟句酌造就的佳句必须流畅光滑如同一挥而就。如果诗人专注于遣词造句而费尽心机，这种诗作多半气象蹇涩，格局狭小，有尖巧之意而无开阔之思。批评史上“郊寒岛瘦”的著名评语即是对这种风格的讥讽。对于多数批评家来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倡导的自然天成无疑更多地赢得了推崇。 当然，诗人不可能彻底放弃文采。文采遭遇的理论对手时常是“道”。文章诗赋曾经被古人喻为“雕虫小技”，所谓“壮夫不为也”。一个胸襟远大的君子必须关注天地大道，文章诗赋只能闲暇之际偶一为之。玩物丧志，沉溺于文辞的雕琢之功是一个可耻的堕落。许多古代思想家意识到文采的强大诱惑，“作文害道”是道学家发出的严厉警告。在他们看来，优美的文辞不仅会导致心性轻浮，而且干扰了人们对于“道”的持续注视。参悟大道，修身养性，这是至高至大的学问，那些花言巧语又有什么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