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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古往今来的文献对比可以证明，历史上的话语体系始终在持续地增加。某种话语体系描述、呈现了世界的某些方面，同时也遮蔽了另一些方面。人们始终无法摆脱的一个焦虑是，这个世界更为重要的故事缺席。这个世界从未静止、凝固、彻底地敞开，人们时刻意识到某些秘密正在脱身而去。符号再现与世界秘密之间存在的永恒缝隙促成了一套又一套语言游戏的竞相登场。当然，多数话语体系无法相互覆盖。新兴话语体系的诞生之日，并非传统话语体系的消亡之时。科学话语空前强盛，宗教话语并未销声匿迹；经济话语正在占据所有的重要场合，道德话语依然历久弥新。与其证明话语体系的相互代替，不如考察话语体系的相互角逐。某种意义上，这种角逐象征了各种历史空间的争夺。 文学形式及时地加入这种角逐。文、史、哲浑然一体的文化破裂之后，文学形式开始另辟蹊径。迄今为止，文学形式的持续演变毫无衰竭的迹象。由于持久的积累，现今的文学形式业已汇成一个巨型方阵。文学形式拥有的种类如此之多，以至于这成为一个诱人的课题：破译支配这个庞大体系的基本规则，犹如概括无数言辞背后的语法。根据结构主义者的想象，这些基本规则来自某种称之为“结构”的轴心。闭合的结构隐含了强大的控制，各种文学形式无不作为结构的零件维持自律、互证，并且自我完成。总之，所有的文学形式游离于历史之外，文本甩下了熙熙攘攘的外部干扰，独立自足地按照自己的规则运转。 现今看来，这种设想显然一厢情愿。文学形式不得不接受历史的调遣，双方的关系取决于后者而不是前者。在我看来，与其信任结构主义者的“结构”，不如退回什克洛夫斯基的“奇异化”。作为形式主义的领袖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的著名命题是“作为手法的艺术”。他不再将文学形式视为一个透明的工具，可以在内容显现之际谦逊地隐身而去；相反，他宁可注视文学形式本身，这才是文学前台的真正主角。“词终究不是影子”，“词——是物。词按照受言语生理学等制约的词语规则变化”，词语的规则显然异于历史规则，而且，“词的寿命当然可以比当初产生它的现象更久长”(什克洛夫斯基3)。什克洛夫斯基形象地解释说：“在文学理论中我从事的是其内部规律的研究。如以工厂生产来类比的话，则我关心的不是世界棉布市场的形势，不是各托拉斯的政策，而是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3)。历史可以证明，什克洛夫斯基打开了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方向，伊格尔顿甚至别开生面地将《作为手法的艺术》发表的那一年——1917年——视为20世纪文学理论变化的开端(1)。 尽管如此，什克洛夫斯基的“奇异化”并未像自律的“结构”那么激进。如果说，“结构”隐藏于文学形式庞大体系内部，那么，“奇异化”则栖身于文学形式、心理意识与社会历史三者的交汇之处。换言之，三者共同借助这个概念交换信息。什克洛夫斯基如此论述“奇异化”：“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10)。必须指出，什克洛夫斯基的论述并未完全释放这个概念的理论潜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