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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更多地注入了结构主义学派。据说雅各布森与列维－施特劳斯的相遇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多斯27)，雅各布森甚至是“结构主义”这个术语的首倡者(多斯57)。追溯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构主义发源于语言学的革命性转型。人们公认索绪尔是这个转型的关键人物，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充当了结构主义者的圣典。索绪尔将语言描述为一个完整的、闭合的系统，“结构”是后人对于这个系统的命名。索绪尔的语言学图景之中，这个系统是一个共时的结构，语言的历史演变——传统语言学家深感兴趣的主题——遭到了放逐。喧闹的历史被锁在了门外，这肯定有助于清晰地再现共时系统内部的组织规则。与此同时，索绪尔抛弃了话语的主体。谁在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揭示这些话语依据何种规律运行。这是对于主体哲学——结构主义之前，存在主义曾经如日中天——的反动。话语主体的个人风格、内心状态以及历史氛围无不作为多余的赘物而被切除。结构主义对于语言模式的描述很快移植到文学研究领域。不出所料，拒绝考虑历史和拒绝主体的观念遭到了多方面的抵制。尽管如此，结构主义批评家充满了自信：这是建立“文学科学”必须偿付的代价。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到结构主义，众多相近的理念汇聚起来了。当文学形式作为研究聚焦之后，借助科学的精确和严密，揭开文学的秘密仿佛指日可待。这可以视为围绕文学形式盛极一时的理论高峰。 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或者结构主义的式微存在多方面的原因。至少，一个独立自律的文学形式王国并未建立。这些批评家的共同设想是，文学形式犹如某种专业屏障阻挡政治意识形态的粗暴侵扰。然而，俄国形式主义的遭遇已经证明这只能是一个幼稚的幻想。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主张引起了当权者的不满，许多批评家遭到严厉的抨击，并且充分领教了学术之外的处罚。文学漠视政治意识形态不等于政治意识形态漠视文学。当然，真正的打击来自理论内部的裂变。以雅克·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奇妙地发现了结构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宏伟壮观的理论大厦一朝崩塌。必须承认，始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大型理论战役并未完成预定的目标——无论称之为“作品的实体”还是“结构”，一个高高在上、拒绝历史过问的文学形式体系并未如期出现。现在可以说，文学即形式仅仅是一个跛脚的命题。 如果以德里达的挑战为标志，结构主义的受挫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前的故事。文学形式涉及的众多关系远比预想的复杂，结构主义设计的理论模型存在诸多缺失。尽管如此，始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各种理论跋涉并非多余。这些思想不断地沉淀下来，并且与另一些观念——包括理论对手的观念——展开持续的对话和博弈，仿佛在等待另一个突破的时刻。 相当多的批评家置身于这个等待的队列。他们对于文学形式的兴趣持久不衰。这些批评家的理论构思之中，文学形式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理论要津。研究的受阻不等于问题的解决或者消失。的确，文学形式无法承担文学的全部解释，然而，又有哪一种文学的解释可以完全摆脱文学形式？也许，从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意识形态话语到文化研究，半个世纪的知识积累正在酝酿又一个思想收获的季节，文学形式的诸多维面开始在另一些理论视域逐一显露。再度聚焦文学形式的机会来临了。当然，没有多少人力图简单地重启“文学即形式”的论证，激进地证明文学形式是文学性的唯一标志。文学形式将被置于历史、主体、意识形态、语言、文学等多边关系之间给予考察——考察文学形式如何成为多边关系的汇聚；继而考察文学形式如何介入多边关系，影响和调整历史、主体、意识形态和文学。这意味着另一个诱人的研究规划。 当然，这种考察必须远溯文学批评史遗留的一个奇怪的问题：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为什么文学形式始终是一个遭受压抑的对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