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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森把自己的诗学观念建立在强调系统结构和动态变化的语言观之上，这就使他免除了机械、绝对的弊病。诗既以美学功能为其特性，强调语言信息本身，并以其符号所具有的突显的形象性扩大了符号与物质对象的分裂，因而具有虚构性、独立性及文学性、诗性，同时，又因存在种种附加的和次要的成分而兼具多种其他功能。诗人为了赋予诗更强的美学功能，就应该致力于语言符号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在这里，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又和兰色姆的诗歌本体论遥相呼应。 与雅各布森从系统结构来分析语言功能相似，伊森伯格也抓住语言多功能动态结构来探讨文学的美学功能，只不过他更倾向于从读者态度入手来思考语言。在《语言的审美功能》(1949)一文中，伊森伯格将“意义”和“指称”作为区分语言行为的两种过程。他举例说，在小说中读到这样的句子：“1820年3月1日，一个汉子在巴黎圣母院的门口站了三个小时。”这句子并非没有意义的空话，它表达了思想，把我们引到了一个人事喧嚣的世界。可是，关于小说之外的现实世界，它却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这就是说，它传达了意义而非指称现实。在语言中存在“非指称的意义”，文学就利用了语言的非指称的意义。我们在阅读时，既不会信以为真，又不会对其存在提出疑问，更不会做出身临其境的反应。这些表达的意义具有一种功能，它介于感觉刺激与指示之间，而我们的心理状态也介于纯粹的感觉与认识之间。“一个审美客体所具有的意义的存在，只有通过观照的情感反应的性质变化来认识。”(13)文学语言的美学价值就存在于对意义的直接掌握里。伊森伯格据此认为，句子的性质如何，它是否包含信息，并不取决于它本身，而是取决于读者的态度。读者存在一种心理“预期”或“预备心向”，它让注意力从一个给定的对象向另一个未曾给定的对象转移。 伊森伯格还对文学中的哲理格言和道德说教做出阐释。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并不会对它作真假判断，不会去检验它的正确性，而是将它融入到小说整体去加以理解。甚至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中叙事与议论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区别。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是以看待小说的心理预期去阅读的。当人们以某种态度对待记录信仰的句子时，“信仰”就变成了“印象”。“它能使理性、良知、趣味所承认的一切价值相互协调，而这样的能力便包含了对艺术的纯审美欣赏的存在的理由。”(14) 读者态度对阅读确实构成重要作用，可是，一旦过分强调，也就会走向主观主义的极端。伊森伯格甚至认为，任何哲学、任何科学体系，只要我们在理解它的过程中不对它进行检验，就是一出戏。沉思观照同样可以把握意义。这种把读者态度置于决定地位的做法与雅各布森重视语言本身的功能结构正相反。 事实上，阅读过程是文本语言与读者交互作用的过程，语言的功能就是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实现的。一方面，文学语言固有的特征会诱发读者的心理预期，调整读者的阅读心态，引导阅读接受行为；另一方面，读者的态度又反过来决定对语言功能的选择，影响语言功能的重构和实现，进而影响阅读理解。两者是交互影响、共同生成的。但是，无论语言和读者都处在特定社会语境，共享文化规约，正是文化规约在某种程度上规范着阅读过程，引导、制约着语言与读者相互作用的方式，并授予语言以优先性。因此，从文学作品来看，其语言特征就往往成为相对重要的因素，它会弱化语言的指称功能，强化诗的功能，赋予文学以虚构性和审美性。对于文学作品内部某一具体句子而言，由于处在总体的虚构语境之中，它的指称功能也就自然遭到剥夺。与此相反，哲学或科学论文却排斥虚构性，除非读者刻意违反文化规约，主观地坚执“文学阅读”的态度，那也可能重新选择和构建语言功能，进而把它看作伊森伯格所说的“一出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