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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建构了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型，确立了中国文学理论前行的方向，同时也隐含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的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20世纪早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06BZW005） 作者简介：季水河（1954—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比较文学研究。（1.上海社会科学院 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020；2.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始”［1］。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几乎同步传入，也同时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诞生，并逐步建构了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一、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论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影响的结果。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也主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研究、指导中国的文艺实践，初步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或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初级形态。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沈泽民、邓中夏、瞿秋白、鲁迅等。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服务对象、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一）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理论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首先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立场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表现，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也是社会生活发展和历史进程的一面镜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把这一文学观念运用到了他们的文学批评中，他们对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人的评论，就特别强调了这些作家文学作品的高度真实性，称赞他们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汇集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部历史，对人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镜子般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社会历史镜子的观点，在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那里得到了积极回应。陈独秀于1915年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指出：“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上”，强调人们应“尊现实”，这种“尊现实”的精神“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3］172。在这里，陈独秀提出的“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上”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一致，文中所说的文学艺术中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指19世纪以来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创作方法。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什么是新文学》等文章中，也充分肯定了思想是存在的反映，认为新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强调“我们所需要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4］129。萧楚女是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观点去解释文学的第一批人之一。他的《艺术与生活》一文认为，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生活的反映。他指出：“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可以说生活创造艺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5］402瞿秋白说得更直接、更明确：“文学只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没有因文学的变更而后影响于思想，而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社会的。”［6］在这里，瞿秋白在文学与生活、文学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用了“只是”这一不容否定的词，可见其在坚持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上态度是何等的坚决；在文学与思想、思想与社会的影响关系上，用了“只有”这一别无选择的词，可见其在文学影响生活变化这一点上立场是何等的坚定。鲁迅则从文学家生活中的种种社会状态，以及种种社会状态影响下的作家心理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指出文学与生活的密切关系，认为不同时代的作家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声音，“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7］3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