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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的服务对象 文学的服务对象，即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被看成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初步确立了文学的服务对象——无产阶级人民大众，认为文学应反映无产阶级大众的革命斗争，为无产阶级大众服务。在《大陆上的运动》中，恩格斯肯定了欧仁·苏的著名小说《巴黎的秘密》“以鲜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阶级的状况”［8］594；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17］224；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的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17］683。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初步确立的文艺为无产者、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被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普遍接受，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补充和发展了这一思想。1919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主张［3］289，已经蕴含了文学为人民大众的思想，他提出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是针对“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而言的，其为人民大众的思想是比较明显的。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一文中指出，所谓革命的作家就是为民众的作家，革命的文学就是描写人民大众生活、思想、感情的文学。“文学者不过是民众的舌人，民众的意识的综合者”；革命的文学要为“从沉睡中醒来”的无产者、为“民众的反抗精神”留下“一个影片”［5］405。在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对文艺服务大众问题研究最全面、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瞿秋白第一个明确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中心问题’。他认为文学大众化的关键在于作家向工农大众学习，转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18］。1931年至1932年，瞿秋白发表了《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大众文艺的问题》《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文艺的自由和文艺家的不自由》等多篇文章，反复强调“所以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去！”“革命的文艺，向着大众去！”“革命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全面论述了革命文艺为什么要为工农大众服务，怎样为工农大众服务等问题。他指出，革命文艺之所以要为工农大众服务，首先是个态度问题，是“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对于战争的态度，自然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劳动人民的态度”。革命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好务，就“要创造极广大的劳动群众能够懂得的文艺，群众自己现在就能够参加并且创作的文艺。劳动民众和兵士现在需要自己的战争文学，需要正确的反映革命战争的文学，需要用劳动民众自己的语言来写的革命战争的文学。中国的革命普罗文学，应当调动自己的队伍，深入广大的群众，来执行这个任务。”［16］3-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