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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注较多、论述较多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继承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继承下的创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585。当然，人们对前人遗产的继承并非毫不走样的照搬，而是建立在误读、曲解、选择基础上的。“每个前一时期的任何成就，被后一时期所接受，都是被曲解了的旧东西。例如，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到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19］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关注的文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在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同样是一个重要话题，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们围绕这一话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其中，鲁迅和瞿秋白的观点颇具代表性。1930年，鲁迅在《〈浮士德与城〉后记》中指出，新阶级的新文化是对旧阶级的旧文化的继承：“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有所传承，对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10］355。其后，鲁迅在《关于翻译》《拿来主义》等文章中，又进一步阐发和拓展了这一思想，对文艺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鲁迅的观点很明确，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来自于旧阶级的旧文化，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具有联系性；无产阶级对旧文化的态度是选择性的传承，批判性地利用。瞿秋白与鲁迅的观点具有一致性，他强调建设新的大众文学应该关注、利用旧的大众文学，“旧式的大众文艺，在形式上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和口头文学的联系，二是它是用的浅近的叙述方法。这两点都是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注意的。”“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逐渐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16］18瞿秋白的论述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新的大众文艺的发展要依靠旧的大众文艺资源和优秀传统；其二，在利用旧的大众文艺资源和传统时要创新、要加入新的成分，艺术造就欣赏者，新的大众文艺能培养群众新的欣赏习惯并提高艺术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