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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前行的方向 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仅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转型，而且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未来的前行方向。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文学思想影响了后来许多文学理论家；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话题，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在20世纪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中，瞿秋白是最重要的一员，也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甚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人之一。瞿秋白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在中国“文学园地中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做出了开创性的卓越的贡献，使他成为被公认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30］。瞿秋白的文学思想不仅影响了周扬、胡风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展。瞿秋白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特殊条件相结合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是第一个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人”［31］。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文艺与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文艺大众化的理论阐发最为有力，影响很大，认识价值较高。在周扬等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文论中，不难找到相当多类似瞿秋白的理论表述。胡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决绝态度，就与瞿秋白同声相应。‘第三次文学革命’理论中所包含的文艺大众化思想，直接在江西苏区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文艺实践中得到验证和深化。赵树理推崇汉字拉丁化方案，非常接近瞿秋白；而他的创作实绩，也雄辩地证明了文艺大众化的可行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某些观点，不能说与瞿秋白无关”［32］。瞿秋白评价鲁迅的文章《〈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既是他本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文学批评的代表性作品，又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典范性批评文章，更是影响鲁迅研究几十年的经典之作。“瞿秋白的这篇序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鲁迅学的基础，开辟了科学的认识鲁迅、评价鲁迅的道路”［22］102。 20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其中的一些理论命题，引领了后来中国文学理论的走向，成了后来中国文学理论的课题，并得到了深入研究和丰富发展。 首先，“革命文学”论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参与论争的人，都比较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文学问题，去论述革命文学的性质、任务和发展，甚至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成马克思主义去对待，去应用。“‘革命文学’论争促使双方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学习和介绍，并对在此之前中国已宣称的马克思主义艺术思想进行了一次严肃讨论。也正因为经过‘革命文学’论争，中国左翼文艺界才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创立中国革命艺术理论的指导思想”［33］44。 其次，文学大众化讨论为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提供了理论资源。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文学大众化思想孕育于晚清出现的“启民”文学思潮。文学大众化讨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文学大众化的含义不尽相同，因此，文学大众化又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阶段1902年至1927年，启蒙式的文学大众化讨论。这次文学大众化讨论，“发端于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终止于1927年底开始酝酿的‘革命文学’论战，经过了政治启蒙和思想启蒙两个明显的阶段，是‘文学大众化’论争的初始化”。第二个阶段1928年至1937年，革命式的文学大众化讨论。这次讨论，“起源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终止于1937年的“文学大众化”论争。论争中涉及的主要话题有文学为谁服务，怎样服务，文学形式如何大众化等，重点是“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促使普通大众走上革命之路”。这次讨论促进了文学大众化从理论探讨向创作实践的转移。第三阶段1938年至1945年，救亡式的文艺大众化论争，重点是“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引导普通大众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形式”问题。这次论争伴随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34］。在这三次文学大众化论争中，第二次和第三次有较为紧密的联系，第二次所讨论的问题及其成果，为第三次讨论提供了话题与资源。第二次讨论提出文学为大众服务：“不是群众应该给文学家服务，而是文学家应当给群众服务。不要只想看群众来捧角，来请普罗文学导师指导，而要去向群众唱一出‘莲花落’……受群众的教训”［11］481。第二次讨论主张作家与大众的结合：到人民大众中去，“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去观察、了解、经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一个天地。要知道：单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去感觉”［11］481。第二次讨论提出文学语言大众化：用“旧小说式的白话”，因为“旧小说的白话比较的接近群众，而且是群众读惯的”［16］16。上述第二次文学大众化论争所探讨的这些问题，都在第三次文学大众化论争中得到了继续关注与深入讨论，成了“后来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最直接的理论来源”［33］51。 再次，强调内容分析在先，形式分析在后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源头。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念，也对后来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由于比较注重文学的阶级性、政治性、功利性，表现在文学批评上，也倾向于将文学的内容分析置于首位，形式分析放在第二位。瞿秋白对鲁迅的评论，基本上体现了这一倾向。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首先肯定的是鲁迅的杂感“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然后，分析了鲁迅杂感的艺术表现：“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16］96-118。鲁迅的文学批评标准，也体现了内容优先，形式次之的特点。具体地说，他的批评标准“一是要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二是要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三是要符合艺术规律”［22］125。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思想内容先于艺术技巧的批评观念和批评实践，是后来毛泽东所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理论源头，换个角度说，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思想内容先于艺术技巧批评观念与批评实践的继承与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