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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意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新观点、新学说，尽管存在着某些不足与缺陷，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其意义十分重要，影响十分深刻。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仅对文学的诸多问题都作出了新的解答，而且其所涉及的论题还在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得到了继续研究；不仅给中国文学理论界提供了新的观念，而且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从而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 （一）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型 20世纪伊始，中国学术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转型。“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做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26］1这次转型的主要表现是“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意识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型”“文学价值观的转型”。“文学观念的转变”表现为从封建正统文学观念转向民众中心观念；“文体观念的转变”表现为从将小说文体看成雕虫小技的传统文学观念转向将小说视为“新民”“新政”的重要文类的现代观念；“批判意识的勃兴”表现为运用西方科学、民主、进化思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文论话语转型”表现为从中国古代体验式的文论话语转向现代认识性的文论话语；“文学价值观的转型”表现为从中国古代的“教化说”“载道说”转向现代以真、善、美为基础的价值论［26］212。 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3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发生了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的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诞生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中国人最初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在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而主要思想则是唯物史观的有关内容”。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中，“‘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学说”［27］。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是最早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李大钊最早用唯物史观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探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思考和解答中国问题”［28］，包括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基本特征的思考和解答。从此，唯物史观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研究文学的主要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主要体现“在哲学的意义上对文学的性质做出明确的规定，阐明了文学的上层建筑性质，提出了‘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的观点，指出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29］。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思维方式。对文学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思考，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解读，文学功能与作用的说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标准的界定，都贯穿了这一思维方式。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范畴体系。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第一次转型表现在文学理论范畴的变化上是用“艺术”“写实”“理想”“改良”“游戏”“超功利”等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学理论范畴，取代了“诗”“载道”“言志”“缘情”“教化”“兴寄”“美刺”“礼乐”等具有古典意味的文学理论范畴的话，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第二次转型则是用“文学”“生活”“革命”“政治”“唯物”“宣传”“内容”“形式”“阶级性”等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文学理论范畴，取代了“艺术”“写实”“理想”“改良”“游戏”“超功利”等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学理论范畴。 再次，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标准。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标准突出表现在文学对于封建礼教的维护功能，具体表现在“讽喻”与“教化”两个方面。这种文学价值标准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对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产生了强烈冲击，中国古代的“讽喻”“教化”文学价值观“开始了政治启蒙维度的现代转型”［26］19，“这种转变的突出标志就是以真、善、美作为文学价值观的基础”［26］11，而20世纪初至30年代初诞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再一次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价值标准，以文学的社会价值、宣传价值、阶级功利价值替代了文学的真、善、美价值观。李初黎于1928年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追求“第一，讽刺的，第二，暴露的，第三，鼓动的，第四，教导的”，是这种文学价值观的代表性表述［20］4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