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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语言论转向：新的理论视野 20世纪是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实现语言论转向的时期，当人们把文学虚构问题置于语言学的视野中进行考察，这就有效推进了研究的深化。瑞恰慈阐述了语言的情感用法，继而又提出扎根于玄秘世界观的伪陈述；兰色姆从语义学角度分析了诗歌本体论；雅各布森则将语言置于传达系统，在分析诸要素相互关系中揭示其诗的功能；热奈特的理论阐释既深刻又庞杂，他以结构主义诗学为理论出发点，同时采纳了言语行为理论，尽管他的虚构理论存在着内在矛盾，却包含着许多真知灼见。 在不计其数的关于文学虚构的语言学研究中，上述研究仅只是其中几个微小的亮点，但仍然可以让我们大体看到研究思路演变的轨迹。瑞恰慈关注作者与文学语言的关系，将语言与人的思维发展相联系，并把它视为人的内心情感的表达或深层心理的组织。从这个角度考察文学虚构问题，虽然揭示出文学语言与原始思维的关联，却同时使得语言本身的研究受到遮蔽，文学虚构的实质也因此未能深入揭示。兰色姆的诗歌本体论将语言自身孤立开来、突显出来，强调诗歌语言本身的独特价值。由此造成他的诗歌本体与现实本体之间的本体论鸿沟，可是，也恰恰是这种诗歌语言与现实世界既分裂又贯通的关系，展示了文学虚构的独特性，展示了文学与现实之间若即若离的独特关系。雅各布森则扩张了瑞恰慈、兰色姆的理论视野，他将语言作为一个信息传达系统来阐释其系统结构，在分析系统功能分布的变化中，展现文学语言的诗性特征，以此来揭示文学的虚构性。然而，由于上述分析阐述立足语言共时研究的基础上，就势必难以深入揭示文学话语活生生的、不断创生的特性，与此同时，这种把虚构性视为文学语言自身固有特性的做法，也令文学虚构理论陷入备受质疑的困境。即便是雅各布森，表面上看似乎将文学虚构置于语言信息传播活动中来研究，而实质上却把活动过程的历时性问题篡改为系统和要素之关系的共时性研究。特别是当解构主义否定了语言的指涉能力，提出语言能指总是不断飘移、永远不能抵达所指的观点，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就泯灭了，文学虚构问题本身也似乎被解构了。 正是言语行为理论把我们从单纯的话语表述和指涉活动中解救出来，将话语行为的复杂性、多维性、多层次性展现在我们面前。维特根斯坦说：“每个符号自身似乎是死的。是什么给了它生命？——它在使用中才是活的。”(27)约翰·塞尔则进一步指出：“一切语言交流都包含有言语行为。语言交流的单位，不是平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符号、语词或语句，也不是符号、语词或语句的标志，而是在言语行为的完成中构造出或表现出的这些符号、语词或语句。”(28)文学话语的独特性是在其具体运用中展现的，是话语行为展开过程中生成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话语从指涉行为转向建构行为，文学虚构世界于是被创生出来了，文学独立性、审美自律性就建基于这个虚构世界之上。因此，文学的虚构性、审美性，以及文学性、诗性，都是生成性、过程性范畴，而非确定性范畴。 与索绪尔语言学着眼于语言符号系统的共时性研究不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却注重日常言语的具体运行，注重个别的、动态的言语行为，这就使它可以有效进入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学作品之中，深入阐释文学话语的建构行为，展示文学虚构及诸文学特性生成的根源和机制。热奈特敏锐注意到言语行为理论新的阐释力，但由于他尚未将自己已有的立足点彻底转移过来，而是徘徊于索绪尔和奥斯汀两者之间，最终未能让自己的洞见发扬光大。即便如此，热奈特理论所具有的内在张力，就已经为文学虚构理论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和巨大的阐释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