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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虚构的运用并非以假为真、自我蒙骗，它和以真为目的的指称同样重要，恰恰表达了人的心灵状态，是诗歌语言的典型用法。据此，瑞恰慈区分了两种语言：“可以为了一个表述所引起的或真或假的指称而运用表述。这就是语言的科学用法。但是也可以为了表述触发的指称所产生的感情的态度方面的影响而运用表述。这就是语言的感情用法。”②在瑞恰慈看来，在语言的科学用法中，不仅指称必须正确才能获得成功，而且指称与指称间的相互关系也必须合乎逻辑，必须经过严密的组织，从而不会阻碍进一步的指称。对于语言的感情的用法来说，指称方面的分歧再大也毫不重要，只要符合态度和感情的表达就可以；并且就感情目的而论，逻辑的安排是不必要的。它需要态度自身所应有的组织，有感情的相互联系，外在的逻辑则往往会成为一种障碍。 然而，科学知识并非与人的情感态度相绝缘，事实上它同样渗透着信仰、希望、恐惧和惊异，萦绕着人的种种意念和态度，以“情感用法”来界定文学语言，势必引起非议。此外，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文学语言也存在诸多局限。在稍后发表的《科学和诗》(1926)中，瑞恰慈对此做出了修正。他转而从世界观的历史演变来探讨诗歌。瑞恰慈认为，人对世界的看法经历了从“玄秘的世界观”向“科学的世界观”的过渡。这种玄秘的世界观就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它相信一个精灵和天神的世界，以为它们掌管着人事，又能够接受人的召唤。诗和其他艺术就是从这种玄秘的世界观产生出来的，而且会随这种观念的消失而终结。很显然，瑞恰慈这种说法与维柯所说的诗性智慧，以及诗根源于“粗糙的玄学”的观点一脉相承。瑞恰慈看到，科学的发展、知识范围的扩大和人驾驭自然能力的增强，驱逐着玄秘的世界观，使它开始衰落下去。但是，由于这种玄秘的世界观在社会集团内部经历过长时间发展，历经久远而稳固的统治时期，深深扎根于人的心底，存在于人际之间，它们就是人的一种独特的感觉方式，并成为人的行为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这些玄秘的观念作为一种对自然的解释，在人的最隐秘、最重要的事务中，就自然更适合于寄托精神和组织情绪的需要。由这种观念所反映出来的宇宙同感情交融在一起，协调着爱和憎、恐惧和兴奋、希望和绝望，并赋予生命以形式、规定性和一致性。与此相反，科学所带来的是一个“数学的世界”、一个“单一性”的领域。这个“世界的科学图画”不会触及心灵深处的感动。 纯粹的知识并不完全符合人的日常生活目的，它板着冷冰冰的面孔讲述客观世界，按照理性机械地分析各种事物，而不顾及人的感性丰富性，无法为幽微的精神带来温暖。但是，当科学以真理的掌握者自居，并凭借自身的力量占领了世界，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也就判定玄秘的世界观为谬误了。诗和艺术由于扎根于玄秘的世界观也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梦幻般的想象，沦为非现实的“虚构”。因此，瑞恰慈对我们说：“这种形态，让我叫它为‘伪陈述’(Pseudo－statement)。”并说：“能鉴别科学的陈述(Scientific Statement)(在这里，‘真’即是像人们在实验室里所理会到的一种验证)与感情的叙述(emotive utterance)(在这里，‘真’主要是有那可以被态度所接受的性质，或说得更远一些，是这些态度本身有可被接受的性质)的人会承认，诗人的职务并不是创作真实的陈述。但是，诗歌常有创作陈述的姿态，甚而有创作重要陈述的姿态。”“通常诗歌底叙述是依据着一种‘讨论宇宙’(Universe of Discourse)，一种‘佯信底世界’(World of Make believe)，想象底世界，诗人与读者共同承认的虚拟的世界。一种‘伪陈述’，若是合于这种假设底系统，便会认为是‘诗的真实’，而不会认为是‘诗的虚假’。”③这就是说，诗的语言并非言说事实的陈述，而是一种包含着玄秘世界观的陈述。因而也被今人视为虚拟的伪陈述。它与真假判断无关，只存在适宜或不适宜。“诗的真实”只追求可接受性，追求虚拟系统内在的统一性、协调性和适洽性，而非与事实相符合，正如维柯所说，“诗所特有的材料是可信的不可能(credible impossibility)。”④ 对于瑞恰慈来说，情感仍然是诗的重要构成因素。人的需要、激情和态度是由所属的社会情境中产生出来的，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因此，诗人应该从当代出发，从自己生存的社会汲取营养；而珍藏于心灵深处的玄秘世界则为它们提供了活动领域，并以自身的形式、规定性和一致性来调节和组织各种经验和散漫的冲动，从而把秩序、和谐及自由凝聚在感受里，给心灵以安宁。这一点恰恰是科学的观念所缺乏的。科学终究不能告诉我们，我是谁，或者我们的世界是什么，它只能回答我们，这个或那个是怎样使用的，因此，它势必导致存在意义的丧失和由冲突而生的生存危机。同样，宗教也不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唯有诗歌是能挽救我们的“自卫手段”，帮助我们摆脱混乱和避免希望的毁灭。“诗中所有的叙述都是为着在情感上发生效用，并非为着自己本身，所以反对叙述中的真理，或疑问它们是否像那主张真理的叙述一样值得严重的注意，那都是把它们的意义弄错了。”⑤ 在瑞恰慈和诸多现代人文学者内心潜藏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强调文学区别于科学的独特性，意图圈出一片洁净、淳朴、宁谧的领地以抵制科学的肆虐；另一方面，却又自觉不自觉地沿用了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思维理路，实际上成为归顺现代科学的仆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