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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7年春，当犹太复国主义分化为政治复国（返回耶路撒冷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国家”，为此抛弃犹太传统文化也在所不惜）和文化复国（不寻求建国，而是经由古老的犹太文化将散居各国的犹太人组成一个“精神共同体”）两途而使复国运动陷入停顿时，卡夫卡创作了隐喻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这位犹太政治复国主义者假托自己是古代中国的子民，目睹了国家一项庞大工程的建造及其半途而废。在他看来，这项以捍卫四境为宗旨的万里长城工程（显然是“民族-国家”的隐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根据当时人手一册的一本书里提供的设计方案，该工程同时包含另一项与之正好相反的工程——《旧约》中的巴别塔的建造（“精神共同体”的隐喻）：“然而建造长城是为什么呢？它是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辛劳的成果。可那本书里为何要写上那座塔的计划——显然是迷雾一般的计划——和一个个具体建议，即应如何集中民众的力量参加新的工程？”他认为这种自相矛盾性“只有从精神的角度去理解••••••那时候，人们头脑中充满了混乱，这本书仅是一个例子而已”。 次年6月，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任鸿隽读到朋友胡适从北京寄来的几期《新青年》，也从中发现了卡夫卡所说的这种自相矛盾性，遂以讥讽的笔调答覆胡适云：“《新青年》一面讲改良文学，一面讲废灭汉文，是否自相矛盾？既要废灭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们四川有句俗话说，‘你要没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罢’。” 尽管《新青年》同时鼓吹废灭文言而代以白话的“文学革命”和废灭汉语（当然也就包括白话）而代以“世界语”的“汉字革命”，向其理想读者发出两道相互抵触的“指令”，胡适本人却不该为这种自相矛盾性负责。即便他有时为迎合钱玄同和陈独秀及作为中国世界语运动大庇护的蔡元培而在一些公开场合对“世界语”说过应酬话，内心却绝不赞成（于是，他机智地让钱玄同“代答”任鸿隽信），例如1922年11月5日深夜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唱了一天的戏，听了一晚的戏！上午十时，替爱罗先珂翻译演讲，题为《世界语是什么和有什么》，我是一个不赞成世界语的人，在台上口口声声的说：‘我们世界语学者••••••’，岂不是唱戏吗？此事我本不愿意干，但因为蔡先生再三嘱托，一时又寻不着替人，只好老着面皮唱一台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