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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这种“世界主义”在欧洲犹太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小圈子成为流行学说时，康有为正在欧洲旅行，回国时将“世界主义”当作“时代潮流”带回了国，让国人相信国家不过是世界进化的暂时环节，谓“致太平之乐利，求大同之公益，其必先自破国界、去国义始矣”。既然语言文字乃“国性”（“国义”）所系，“破国界、去国义”就必然包括废灭本国语言文字，“定一万国通行之语言文字，令全地各国人人皆学此一种以为交通”，“及国界已除、种界已除后，乃并本国本种之语言而并舍之”。 “世界主义”信仰如此强烈，以致吴稚晖等人虽旅居欧洲多年，却像康有为一样无视欧洲各国正在通过强化本国国民对本国语言文字、传统、风俗的认同从而强化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在《新世纪》这份同时鼓吹“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的刊物上为国人虚构了这么一种“欧洲现实”：“各国亦且厌弃其本国之语言文字，徒为累赘”，正纷纷考虑改用“世界语”。而化名“苏格兰”的作者则称“今日救中国之第一要策，在废除汉文。若支那在二十年内能废除汉文，则成为全球大同人民之先进亦易易耳”。吴稚晖还反驳当时有论者提出的“汉文乃中国人爱国心所由生”的说法，说此乃“屁话”，是“犹太波兰等人之迷谬思想”，“徒留一劣感情于自己种族之间”。 康有为、吴稚晖等人对“世界大同”的臆想1917年后又成了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断言“世界语为将来人类公用之语言”的依据，乃至把当时欧洲战场上隆隆的炮声误听成“世界大同”由西而东的美妙脚步声，深信“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异日欧战告终，世界主义大倡，则此语必有长足之进步无疑”，若同人不懈努力，“冀十年廿年之后可以废汉文而用Esperanto”。尽管他们有此信念，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哪个西方国家会废除本国语而改用“世界语”，甚至对世界语运动进行压制。不过，即便欧西各国尚未像他们一样有幸窥见“世界历史的进化方向”而废灭本国语，那中国也应“当仁不让”。钱玄同以一种真正的义愤在代答任鸿隽信时写道：“中国人虽孱弱，亦世界上之人类，对于提倡此等事业，自可当仁不让。乃必欲放弃责任，让人专美，是诚何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