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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于胡适将“白话一跃而升格为国语”描述为“文学进化”过程，而不是政府为建设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而采取的语文步骤（当然，南北对峙之时，北方政府也乐得以在中国已成为“进步”标签的“进化论”来掩饰自己的政治动机，并以此对不服从教育部令的省份施加强大舆论压力，这也是其他方面“令不出都”的北京政府惟独在“国语统一”上几乎做到令行禁止的原因），因此，尽管他本人深度参与了这场语文统一运动，却没意识到这场运动背后的政治诉求，而政府——晚清政府及承其国语统一计划的民国北京政府——却始终将国语统一作为国家统一的政治，试图以全国语言统一于北方官话促进全国统一于北方。 这也是与北方政府分庭抗礼的南方革命势力抵制北方政府语言统一政策的原因。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当清政府预备以“北京官话”作为“正音”从而统一全国语音时，太平天国发布檄文称：“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至于以南方为势力核心的国民党政府对“白话”的态度，胡适1957年有过一番定评，称国民党政府因秉承“革命先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虽然执政数十年，但是它对推动这一[普及]活语言和活文学的运动，实际上就未做过任何的辅导工作”，“对促使白话文为教育和文学工具的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扰，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南京政府的尴尬在于，作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它一直未获得“国语中心”的地位，尽管它把“北京”降格为“北平”。直到1949年之后，随着新政权定都北京，中国大陆的政治中心与语言中心才重新合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