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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逻辑上说，不反“白话”而仅求“延古文一线之存”的林纾是胡适“独尊白话”的文学革命主张的一个“半途”的同志，而发誓“废灭汉语”的钱玄同们才是胡适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因为胡适不是从“民族-国家”上立论，而是从“语言进化论”或“文学进化论”上立论。他反复援引文艺复兴之时欧洲各国“俗语”取代“拉丁语”的史实作为汉语“白话”取代“文言”的依据，而这样，他就把两种不同语言（俗语/拉丁语=民族语/外语）的关系（bilingualism）混同为同一语言（汉语）的不同语用（“文言”和“白话”）的关系（diglossia）,而“俗语”（民族语，如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并非拉丁文的“白话”，“俗拉丁语”才是。“俗语”有其自身的“文言”和“白话”。但丁和彼得拉克、威克利夫和乔叟、马丁•路德等之所以用他们各自的民族语（“俗语”）写作，并非因为“俗语”比拉丁语“简易”，而是出于民族主义意识，要为其民族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铺垫统一的民族语言基础，正如紧随文艺复兴而来的宗教改革也以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控制而确立本国国教来进一步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换言之，他们针对的恰恰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世界主义”及其“世界语”（拉丁语），此外也针对本国其他方言（如凯尔特语在大不列颠就远比英语拥有更大使用范围）及境内其他外语（当时流行于大不列颠的主要外语不是拉丁语，而是法语）。 但胡适不是文化民族主义者，而且，一直到死，都视民族主义为“保守的，通常且是反动的运动”。因此，他“不赞成世界语”而主张以“北方官话”（白话）为“国语”，其立论基础就不是“民族-国家”，而是认为“汉语实在是世界上各种言语——包括了英语——中最简易的一种”。但中国的世界语者们主张“废灭汉语”，理由也如出一辙，即“世界语是最简易之语言”。但欧洲各国的民族-国家形成史却表明，一种“俗语”（方言）之成为“国语”，并不在于其是否“简易”，而在于其与民族-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密切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