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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20年5月，教育部颁布语文改革令后，胡适立即为政府的激进措施辩护，称“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现在许多人很怪教育部太鲁莽了，不应该这么早就行这样重要的一桩大改革。这些人的意思并不是反对国语，不过他们总觉得教育部应该先定国语的标准和进行的手续，然后可以逐渐推行”云云。 其实胡适本人也属于“这些人”。1918年，盛兆熊给《新青年》来信建议胡适等人改北大招生考试试卷为白话，胡适答复说：“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把[北京]大学入学的国文试验都定为白话”，“就是我们有这种权力，依我个人想来，也不应该用这种专制的手段来实行文学改良”。这封回函或可作为胡适“自由主义”立场的证据之一，但其“独尊白话”主张却是一个专制主张，而这个主张受到政府行政力量的支持。在回复盛兆熊这封信后不久，本来是国语统一研究会成员的胡适等人就被北京政府聘入国语统一筹备会，后者是主管全国语言统一事宜的行政机构，他们得以借助政府行政力量来推行其主张。按同为“双重成员”的黎锦熙的说法，此时国语研究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实为挂了两块牌子的同一拨人，“每有举动，发端于彼，观成于此；此主执行，彼任宣传。到了后来，索性‘宫中府中，俱为一体’”。 1919年3月林纾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信，反对“独尊白话”的革命，为文言和白话的共存辩护。为表明自己一以贯之的语文自由主义，他在发表这封公开信的同时在同一份报纸上特辟白话专栏。不过，与其说林纾反对的是一种革命观点，不如说是强制推行这种观点的专制力量。若仅是一种革命观点，他完全可以用一种“反革命”观点去制衡它，然而他却无法以个人之力对抗一种政府行为。他在公开信中说：“若凭位份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默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左执刀而右传教”，即前引黎锦熙所说的“此主执行，彼任宣传”、“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林纾公开信发表仅九个月后，政府就颁布了那道在全国基础教育体系中废除文言的法令。 由于“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政治话语中抢占了道德制高点，成了一笔可预期的丰厚象征资本，所以“爱惜羽毛”的胡适在1922年后的文学革命史写作中一直回避自己一班人与北京政府的文学革命同盟关系，对文学革命或国语统一过程进行了一番“自由主义”的历史解释，反诬北京政府为白话革命的黑暗阻力，从而将白话统一的局面悉数归功于“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胡适后来的弟子唐德刚承其师说并发扬光大，称胡适为中国现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