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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若说胡适对“世界语”只是表面应承，那钱玄同等人对胡适“以白话为国语”的主张也不过暂且附和而已，因为根据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的大胆判断，世界正在步入“大同之世”，他们因此断言“世界语为将来人类公用之语言”，包括“国语”、“民族”、“国家”在内的一切民族或国家的东西均为“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是“进化之障”，非摧灭不可，而废灭汉语则“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之道。那些“动辄引俄灭波兰兼灭其语言为言”以证“国语是国魂国粹，废国语是消灭国魂国粹，国将不国”的“十六七年前老新党”及其思想后裔是一群“自外于世界潮流”的“骸骨迷恋者”。 但犹太政治复国主义者柴门霍夫1887年创制“世界语”时，并不是因为他感到“世界大同”正在到来（所以他将自己创制的这种语言称为“Esperanto”，即“希望”），恰恰相反，作为生活在民族杂居之国的波兰犹太人，他真切感到欧洲民族主义的时代浪潮使流散于各国却不愿同化于所在国主体民族文化的犹太人处境艰难。尽管当时“返回耶路撒冷建国”不具备现实可能性，但柴门霍夫梦想着这么一个辉煌时刻：“当我们犹太人有朝一日回到自己原来的国家并得到幸福，完成摩西和基督幻想的使命时，他们将有意或无意地塑造理想的人民和理想的中立国家，建立具有非民族性的语言和中立的纯宗教的全人类的哲学，《圣经》的预言就会变成现实。到那时，所有的人民将会来到耶路撒冷去崇拜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上帝，而耶路撒冷将会成为兄弟般团结的全人类的中心。”这是他创制“世界语”的隐蔽动机，他后来甚至明确赋予“世界语”一种犹太“世界主义”或曰“世界语主义”，其内核是犹太的希来尔主义：“整个世界语事业只是我称作希来尔主义的那种共同理想的一部分。”“世界语”和“世界语主义”与“犹太人问题”息息相关，称其为民族主义时代潮流的一种反抗力则可，称其为时代潮流则不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