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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新世纪》及《新青年》对“世界语”作为“世界潮流”的断言不同，日本教育家对欧洲民族主义的大势观察得颇为准确。1902年，伊泽修二对来日本考察学制的京师大学堂总监吴汝纶建言道：“宁弃他科，而增国语。前世纪人犹不知国语之为重，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新发明，为其足以助团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就欧罗巴各国而论，今日爱国心之最强者，莫德意志若然。德意志本分多少小国，语言自不相同，斯时也，彼自彼，我自我，团体之不结，国势之零落，历史中犹历历如绘也。既而德王威廉起，知欲振国势，非统一联邦则不足以跻于盛壮，欲统一联邦，非先统一语言则不足以鼓其同气。方针既定，语言一致，国势亦日臻强盛。” 伊泽修二主管在日本殖民地台湾推广日语教育，以期在一代人后改变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转而认同日本。他又以日语易学为由，向吴汝纶推荐以五十假名为中国国语，而吴汝纶虽觉汉字繁难，却出于语言主权的警觉，婉辞这种用意深远的建议。在写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里，他提出以王照的“官话字母”作为中国语言的统一之具：“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 但学部（教育部）的语言政治学家们的考虑更深一层：中国方言林立，一旦统一的汉字“拼音化”，并“随地增删”以求“言文一致”，则会分裂全国语言，且在语音分裂之外更添文字分裂，势必带来国家认同的危机乃至国家的分裂。学部确立的最终方案，是不废汉字，而以北方官话（“白话”）作为统一之具，并在1911年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上首次称“北方官话”为“国语”（此前“国语”为“满语”）。清政府遂以法律和经济手段大力推广“白话”，而其“国语统一”计划在清朝垮台后被民国北京政府所继承，并在1916年段祺瑞政府上台后开始大规模社会动员和紧锣密鼓的相关制度建设，仅数年后，便以“教育部令”强改全国小学语文教科书为白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