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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读[n]的也都是止摄三等字，而且绩溪、歙县方言的第二人称代词单数和近指代词都读[n]，但不同调。前者为上声调（这两处方言的阴上、阳上不分），后者为阳去调。不过，我们不能仅根据指示词[n]读阳去调就认为它的本字不是“尔”，因为作为人称代词可以单说，所以单字调很明确，而指示词在吴徽语中很少单用，⑩亦即只有连读调没有单字调，这点是必须注意的。婺源方言“唔者”显然也不是本字，无疑也应该写作“尔”，否则如果“  者”“尔只”是两个读音如此接近（指示性语素只有调值不同）而又来自两个不同的语素，显然不合情理，也不符合经济原则。实际上，上文已经提及，指示词的调值变异完全可能。而且与指示词“尔”或“ ”同韵的还有日母支韵字“ ”，(11)这也跟龙游、绩溪等吴徽语相同。其他徽州方言的情形与之一致，不再赘述。和绩溪、歙县等方言不同的是，少数徽州方言的“尔”不表近指，而是表示远指。如江西  方言（谢留文2012：94-95）： 该书没有直接将该指示词写作“尔”，但该方言表示“你”时也用“尔”，用作远指代词和人称代词的“尔”分别读为阴平、上声调，和其他徽语相同。从浙南吴语的“尔”指近或指远皆有的情形来看，徽州方言的“尔”既用来指远，也可以指近并不奇怪。 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崇明、常州、无锡等吴语的“尔”是方式、性状、程度指示词，而常熟、龙游、开化等吴语及徽语的“尔”却可以作基本指示词呢？这能否说明两种指示词有不同的历史来源呢？ 第一，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正如上文所述，同属地理上邻近的苏南吴语，而且有同为读声化韵的指示词，如果说无锡和常熟的“尔”来源不同，实在不合情理。  第三，中古汉语文献里的指示词“尔”，即可作基本指示词，也可以作方式指示词，其语法功能、句法位置就相当于吴语常熟话和崇明话的声化韵[n/  ]。因此，指示词“尔”在苏南吴语中出现分布环境、语法功能的不同，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应该看作同源形式的功能分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