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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对自己的死亡是违心的，也与他们的环境相悖。人家对他们说：‘你会好的……’可他们还是死了。我不要这一套……我不愿说假话，也不愿别人对我说假话。我想将清醒保持到底，并以我全部的……（情感）来正视生命的结束。” 阿尔贝·加缪的名字很少出现在众所周知的患有肺结核病的艺术家和作家的名单上——济慈、雪莱、勃朗蒂姐妹、罗伯特·勃朗宁和伊丽莎白·勃朗宁夫妇、肖邦、契科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还有西塞罗、帕格尼尼、卢梭、歌德、洛克、爱伦·坡、卡夫卡、华盛顿·欧文、D·H·劳伦斯、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乔治·奥威尔、史蒂芬·克莱恩、劳伦斯·斯特恩、西蒙娜·薇伊、安德烈·纪德——一直以来，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我不断搜集了解着这些曾备受肺结核病痛折磨的名人们的信息。）这表明，加缪成功地向外界隐瞒了他的真实病情，或者说那场最终造成他死亡的戏剧性的车祸实际上使他的真实病情相形见绌。加缪患有严重的、不可治愈的肺结核病是毋庸置疑的。肺结核对加缪的生活和思想造成的根本性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他的疾病对他造成的改变远远胜过他曾遭受过的其他任何苦难——贫穷、沉默的母亲、流亡他乡——每一样苦难都以各自的形式演绎着分离和放逐。正如他向朋友米歇尔·伽利玛吐露自己17岁肺结核病发作对他造成的心灵创伤时所说，“恐惧足以解释我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到最后，最高贵的东西已不复存在。” 永远找不到一份关于加缪与肺结核病顽强抗争的完整描述。因为疾病是一件过于隐晦的事，而加缪的自我克制力又如此之强大。对于他的疾病，一直存在质疑和争议，不仅围绕着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和病痛的具体细节，还涉及这种病的传染性，尤其考虑到他曾与众多女士有染。肺结核是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其感染率一般情况下为百分之五，所以，与加缪接触的感染风险应该很小，不过，是否存在诸多影响他的疾病传染程度的因素永远都不能为人所知了。加缪的朋友们对他的病情持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据他的一个朋友说，加缪只是在沦陷期时病得很重；他的另一个朋友则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几乎失去他。”伊曼纽尔·罗夫莱斯回忆他们的学生时代时说，那时大家都知道加缪感染了肺结核，虽然他很少提及。他只是周期性地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每次回来时都面色苍白。让·格勒尼埃，这个在加缪46年的生命中享受了30年的顾问兼导师身份的特殊人物，谈到了疾病对加缪性格造成的影响，认为那或许能够解释成为“战友”的加缪和成为“孤独的伟人”的加缪。加缪的一对儿女从没见过父亲生病的样子，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看到他的病态。而对同样患有肺结核病的米歇尔·伽利玛和凯斯特勒的女朋友马曼因，他却丝毫不隐瞒他的病情，总是和盘托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任何信息。 除了频繁的气胸、各式各样的替代疗法和三十年里几乎被一打医生经手过的治疗，加缪的病例记录相当零散。尽管如此，透过这些点滴的细节，用跟踪调查和推理的方式，并通过了解肺结核治疗发展的历史，加缪患病后的生活还是可以变得越来越清晰。令人惊讶的是，当我试图将各种渠道的信息集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时，加缪本人的贡献居然如此有分量。在日记中，加缪可能不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的许多笔记中表现的那样情绪化，但是他描述了参军被拒后所感到的羞辱，被禁止游泳后的痛苦，以及，尽管只有极少的几次，肉体所遭受的禁锢和疼痛。“全神贯注奋力向山上走，空气像烧红的熨斗一样灼烧着双肺，或者说，像一片锋利的剃刀切进肺里，”他这样写道，那时他刚刚步入20岁。（他还摘引了曼斯菲尔德的句子，这本身就像是一条有参考价值的参照注释。）在写给信任的朋友们的信中，加缪如实坦白了他脆弱的健康状况、他对于静养的需要、旧病复发的悲痛和对卧床的厌恶。在给皮亚的信中，他写到自己拖着逐渐衰弱的身体生活下去的苦苦努力。1944年，加缪在勒庞内里尔给一个身患肺结核病的朋友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信中说，他对康复已经丧失了信心。 从很多方面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加缪在创作的时候，他积极的生活掩盖了他的真实病情。每天都发生着那么多的事情，若非有时被迫中断的旅游、强制的休息、胸部疼痛，以及在布拉格又一次对咯血事件的叙述，甚至让人误以为他的肺结核症状正在得到缓解。1935年加缪创作第一篇散文时，他还是阿尔及尔大学哲学专业三年级的学生。他深入研究着他的同胞、来自于波尼的哲学家圣·奥古斯汀的哲学思想，为获得高等教育文凭证书而撰写着论文，做着各种各样的兼职工作，还刚刚陷入一场复杂的婚姻，同时为共产党组织着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活动，此外，他还在知识界广交朋友，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一度成为阿尔及尔年轻的花花公子，穿着时髦爱打扮，极为忙碌，也极为引人关注，是他那个圈子里的领袖人物。那一年的春天，他开始记作家日记；第二年，他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幸福的死亡》；接下来的一年里，又创作了《卡里古拉》和《西西弗神话》；然后是《局外人》。 然而，在忙碌的身影背后，疾病却像一只巨大的黑手伸向了他，一连串的事件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并成为加缪未来生活必然的趋势：为投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主动参军被拒之门外，考取会士学位并在公共教育体系中从事教学职业的计划被搁浅，最终还被迫离开了阿尔及利亚。罗杰·基约认为，疾病在加缪和第一任妻子西蒙之间的爱情上也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并暗示说，他们两人各自的缺陷——他的肺结核病，她的毒瘾——将他们紧紧地束缚在一个彼此相互支撑的系统中，这个系统就像一个秘密的社会和一种救赎形式。基约解释说，在他们分手很久之后，加缪还继续给西蒙寄送关于治疗和戒毒方面的书籍，但一直不留只言片语，因为他不想再见到她。“我有个印象，这段婚姻的失败对他的生活造成的影响远比他愿意相信的更加巨大，”基约总结道。 对于他最好的朋友和病友米歇尔·伽利玛，加缪则将他应对肺结核病的办法和盘托出。到米歇尔被发现感染肺结核的时候，加缪已经有了16年的患病经验，他以一个老朋友和资深病友的身份给米歇尔写信，用戏谑和嘲笑的口吻劝说米歇尔摆脱不断加剧的忧郁情绪，但当他倾吐关于生存的重要思想时，会即刻变得严肃起来。他任意挥洒着信手拈来的黑色幽默，将它作为分散注意力的武器和防卫机制，尤其是对那些同样具有幽默感的朋友们。“由于幽闭恐惧症，在飞机上略微昏厥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顺利着陆了，像雏菊一样精神抖擞，”他向“伟大的圣人米歇尔”汇报着他的阿尔及利亚之行，后者正在瑞士里森的一家疗养院里进行为期8个月的卧床休养。那年冬天，加缪也回到布里昂松养病，但他仍然指导着米歇尔的治疗，并花了三周的时间前去那家疗养院看望米歇尔。几年之后，亚尼娜和米歇尔反过来也经常定期到卡布里看望加缪。这两个男人都擅长交友，他们友好、慷慨、忠心耿耿。他们还都喜欢大笑，曾并排坐在伽利玛出版社的客厅里，展示着各自的骨灰盒，互相取笑。 没有什么比分享一场威胁生命的疾病所带来的焦虑更能使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尼采把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描述为因对疾病的思虑而造成的折磨，认为这样的精神折磨可能超过了疾病本身所造成的肉体痛苦。到1947年，加缪早已克服了作为一个肺结核病人的最初恐惧，并作出了形而上的回应。他将自己辛苦得来的经验教训言传身授给了米歇尔。米歇尔仍在里森疗养时，加缪在给他的信中谈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死亡最终将变得无关紧要。加缪将生病的体验与宗教体验相比较： “即使你不信仰宗教，即使上帝死了（正像我的一个朋友所说，被人从身后暗杀的），但仍然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存在于宗教经验中，正如它们存在于简单的经验中一样，即个人生活与幸福最为疏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