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与他的母亲
    金宇澄的父亲金若望先生，“曾名大鹏，乳名玖生，曾用名丁弢、丁楚三、小丁、程维德、久年、边星、子翊等”，之所以有这么多化名，盖因他曾是中共派入旧上海的一名情报人员，即所谓“地下工作者”。这位吴江黎里镇没落地主的儿子，在抗战爆发前夕加入隐蔽战线，从此穿行在里弄码头、十里洋场。酒局舞会、逢场作戏的日子大概也有过吧，但似乎更多是穷得一文不名，还要努力将仅有的几件西装穿出体面来。因此所谓“潜伏”，远不像今天的人们想象中那样浪漫；而如果考虑到“潜伏”的任务结束之后会怎样，那么这职业岂止是不浪漫而已。金若望先生这一生，日本人的监狱进过，中国人的监狱也进过，十几年在做地下工作，十几年在写申诉材料，待彻底平反无需申诉的时候，又到了退休的年纪，于是几十年待在家里，读青年时未能读通的书，和青年时的友人通信，在信里讲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这样的人生一定足够传奇，但看上去却像无趣，因为这传奇最重要的部分，正在于缄默。这名地下工作者深受当年工作规则的影响，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将自己的传奇性隐藏起来，很少谈及——也或者，是申诉时已说得生厌，不愿再谈。好在他有个当作家的儿子，对记忆与历史，以及二者之间吊诡的联系充满好奇；还有一位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妻子。金宇澄的母亲姚云女士，曾名姚志新、姚美珍，出身殷实人家，解放前是复旦大学的进步学生，差点投奔新四军，但最终因家庭阻力留在上海，认识了金若望，恋爱，共同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而后结婚，生子。尽管也曾有过热血昂扬的青春年代，但是与其先生相比，姚云的一生其实相当平常。她是平常的学生，平常的妻子，平常的革命干部，平常的母亲，和所有中国人一样随着大时代的波澜动荡而工作、运动、下放……并没有什么传奇性。但是她赶上的大时代，恰好是二十世纪最不平常的那几十年。因此在金若望先生故去之后，也已至耄耋之年的姚云女士翻检照片与往事，发现将自己平常的一生讲述出来，居然也足够传奇。这平常而传奇的讲述，与她那位作家儿子经由种种笔记、信件、书籍而刺探发掘的父辈往事一起，构成金宇澄的非虚构新作《回望》。
    作家，就某种意义而言，本身即是一种地下工作者。他们看似与我们同在，其实却暗自怀揣着另外一个世界，游走在真实与虚构的边缘，这世界的不同侧面。他们在熟常的生活里发现隐秘，用奇异的方式操作语言，借助米汤、显影液、密码或隐喻，将想要诉说的藏匿、变形，以期待说出以平常方式无法传递的信息。为此，他们只能半信半疑、似真似假地面对这世界，深入其中，撕裂而后重组。在这危险的旅程中，他们必须一再坚定自己的信念；但即便如此，迷路的危险也还是有的；可迷路却又恰恰可能构成旅途最精彩纷呈、扣人心弦的部分……我想说的其实是，像金宇澄这样与文字打了半生交道的写作者，拥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父亲，简直是再合理不过；进而我相信，金宇澄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要将父亲母亲的故事讲出来，当然不仅仅因为他是他们的儿子，而是因为嗅到了“同行”的气息——他一定直觉到他们的故事将通向更广阔的意义和更幽深的秘密。他的发现同样令人期待，同时也必将令《回望》和一般名人忆旧或家族记忆的作品相比，有截然不同的气质。
    个人记忆与国家记忆
    在类似的写作中，微小个人总是不可避免成为宏大历史的注脚。而如前所述，金若望先生与姚云女士的传奇人生，当然也与他们所经历的时代有莫大关联。金若望先生生于191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当他长到18岁时，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姚云女士生于1927年，那年大革命失败，继而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她18岁时恰是1945年，抗战胜利。而他们得到组织批准结婚，就在1950年的国庆节之后。因而他们的生活是和共和国的创生与建设嵌合在一起的，他们的个人记忆，某种意义而言，同时也就是国家记忆。
    但只要读过金宇澄那部名满天下的《繁花》，见识过他如何以一座城市的记忆有效地补充了被国家叙述忽略的历史，就会猜得到他大概不会接受个人与历史这样粗暴而简单的对位关系。在堂皇庄重的史书正册边角，地下工作者本能地相信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会想要倔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使那些宛若以青铜铸就的字句变得紊乱。地下工作者金若望所遭遇的最大危机，是由于日共党员中西功在东京被捕，招供出上海、南京情报系统诸多成员，导致组织瘫痪，同志被捕、牺牲，而金若望本人入狱两年，成为后来他必须不断申诉，解释自己狱中表现的历史根源。即便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85年，金若望提及中西功仍然余恨难消；然而在当时的文献记载里，中西功似乎从来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做出过不少贡献”，且被捕后还“在狱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而据金若望“潜伏”时的上级吴成方后来回忆说，即便不去讨论中西功的行为是否算是变节，他在那时搜集的情报也实在谈不上什么价值……在这里，重要的甚至不是个人记忆与历史文献的两相抵牾究竟何者为真何者为假，而是个人如此错位地身处历史迷阵当中，一切对于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原来于历史无足轻重。牺牲未必慷慨，隐忍未必悲壮，而孰真孰假根本不值得去辨析。
    金宇澄写到，他的父亲金若望先生最常提及两个人：一个是因中西功的招供而被捕牺牲的地下党员程和生；一个是小学同学沈玄溟。后者无涉革命，却有关风月。沈玄溟的父亲常年一个人在上海教书，将家中多余的房间租给一名青年医生。后来，玄溟母亲与医生有染，玄溟父亲抑郁自杀，而这医生居然逐渐堂而皇之地做了沈母的入幕之宾。事情的精彩之处在于，这医生并不因此餍足，又爬上了玄溟妻子的床，最终更和玄溟妻子卷款逃走。但故事仍不算完，事件发生的六十六年之后，九十二岁的金若望偶然读到一条记载，称抗战期间，黎里镇一名年轻西医曾派人通风报信，令中共地下吴嘉工委书记及时转移脱险，堪称革命功臣，而这名西医，当然就是沈家的那位风流房客。
    这故事距离大上海缄默的烽火硝烟那么远，却让我无端地觉得，这其中个人与历史的尴尬关系何等神似。我只是困惑金宇澄何以没来由将它插进金若望的故事中间，正如我困惑金宇澄何以总是在父亲的革命生涯与故乡黎里之间来回跳转，一再追问“牵扯这一些新缣旧素，或者零缣断素，是否都与故乡黎里有关”？我曾经在叙述的断裂处反复推敲，似乎确实能够隐隐在那座大河边的古镇和地下工作者金若望之间找到某种神秘的关联，但那关联始终似有若无，并不能清晰地呈现为某种断然的逻辑。
    誓言与谵语
    一九五五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写申诉材料几乎是金若望唯一的生活重心。金宇澄引用罗兰·巴特《明室》中的一段话抒发喟叹：“……自己不能证实自己，这是语言的不幸（但也可能是语言的乐趣）。语言的实质可能就是这种无能为力，或者，用一种肯定的方式说：语言在性质上是虚幻的。为了试着使语言变得不那么虚幻，必须有一个巨大的测量装置：求助于逻辑。或者，在没有逻辑的情况下，求助于誓言。”有趣的是，将这段话中的“语言”替换成“记忆”或者“历史”，几乎同样是充满诗意的残酷真理。而我相信，穿梭在历史遗忘的细小褶皱之间的金宇澄，早已放弃以逻辑的方式追溯往事；而在诸神退位的今天，誓言也早已失效，或许谵语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撕开已然坚固的光滑表面。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金宇澄要不断用各种琐碎芜杂和看似互不相干的材料来拼凑出记忆的样貌。那正是他作为一名操持文字的“地下工作者”，想要由世界的表层发掘信息的工作方式。在深入自己父亲母亲的记忆中时，他非但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假个人为历史的注脚，也不像少数人那样以个人质诘历史，他质疑的是逻辑。在经过种种理性建构的努力之后，历史已经以一种极合逻辑的面目呈现自身，不论哪种立场的历史，无不如此。但是如果相信尼采的话，那么苏格拉底的理性已经等而下之，永远无法企及古希腊的人们那种建立在直觉和神秘基础上的与真理的距离。所以金宇澄不断要退回到直觉层面，用最质朴的材料，最少的分析，让细节不断生长、繁茂、相互重叠、争相诉说。
    博尔赫斯讲过，他有一位叫做富内斯的朋友，曾经试图这样做。博闻强记的富内斯记忆力是那样好，以至于可以精确地回忆起他所经历的一整天里所有的细节——然而每一次回忆，都同样要用去一整天的时间。富内斯认为世间的所有语言记载都会毁灭和世界的真实关系，因为它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概括、抽象、借助逻辑。而富内斯则几乎不会进行一般的、纯理论的思维，他记住的全是细节。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写作，并在当时以实验风格著称的金宇澄，对这个叫富内斯的人一定相当熟悉。那么他就不可能不面对博尔赫斯潜在的疑问：究竟这样全由细节构成的记忆，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富内斯独一无二的生命，和他神秘莫名的审美价值之外？
    我据此揣测，执意要将这样一本细节之书写出来的金宇澄，是有一种自弃的绝望的快乐。在后记中，金宇澄讲述了《回望》的成书过程，随着材料越来越繁杂，细节越来越丰富，记忆并没有更加真实，反而是“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早就更是白雾浑茫……万语千言，人只归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在后记的结尾，金宇澄其实已经暗示，所有细节终将风化，终将被遗忘，而尽管这本书如此努力地擦亮一个人两个人的命运，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逃脱时间的网罗，逃脱随风消失的结局？金宇澄借记忆与文字展开的这一场向内部探索隐秘的地下工作，会不会和金若望先生“潜伏”的结局相仿？或许到最后，不论灿烂若满树玉兰花盛开的青春，还是争相有所诉说的文字，都不过是个人有限性与写作有限性的证明。在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声叹息。
    然而，当我们走进一座收罗万象的图书馆，在排列整齐、次序编码的书籍之间穿行，突然听到一声悠长的叹息，那么清晰，又那么幽暗，难道不是最珍贵最动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