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魂记》，陈应松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39.80元
    我比较擅长抒情，满脑子都是好语言，我的语言帮助我到达了那个村庄。
    苔草、鳖蛋、黑鹳庙、鬼虫、土怪、兰花、山精木魅……陈应松的新书中这些古老的词汇，仿佛长满了青苔；同时又与现代的词汇交融。通过书中喷涌而出、连绵不绝的词汇，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目光，如同高速相机的镜头，对准荆楚腹地深处那些最不被关注的乡村，呈现出贫困绝望之下野蛮原始也最为生动的一面。
    “陈应松新作中的绝大部分风景文字，都充满着一种根本无法排遣掉的紧张、焦灼与绝望感。事实上，正是依凭着如此一种个性化特色极其鲜明的语言，陈应松才能够在他的这部《还魂记》中既完成一种吊诡的艺术想象，也完成了对于现实社会犀利深刻的艺术批判。”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特别注意到陈应松的语言。
    当然不止是语言。当各种闻所未闻的故事以虚构的形式出现在《还魂记》中时，我们依旧会为这荒诞的生存场景感到震惊、愤慨、疼痛。陈应松想要追寻的不单单是普通个体的故乡记忆，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真相。《还魂记》是一副广阔而隐秘的乡村风情画，也是一曲挽歌，却在作家的笔下被歌唱得活灵活现，跌宕起伏。
    中华读书报：在《还魂记》里，村民皆因喝了村长家结婚筵席的假酒而成了瞎子，黑鹳庙村成了名副其实的瞎子村。在设置如此荒诞诡异的情节和故事背景上，您是怎么考虑的？
    陈应松：因为瞎子村的男人都喝假酒瞎了，看不到这个回来的半人半鬼的鬼魂，会有戏剧性。瞎子村肯定会灌入一些东西，它叫黑鹳庙村，有许多在屋顶做巢的黑鹳，在村庄上空飞来飞去，而且黑鹳与一个楚王的传说有关。我喜欢布置一个诡异和荒诞荒凉的小说环境，写小说没有暗示是无趣的，小说就是寓言，小说就是把想说的话不说出来，但其实你已经通过小说场景、故事本身、象征暗示告诉了读者。相信读者的领悟力，相信他们可以与我对话，相信我的幽默他们会笑，相信他们喜欢我说一半留一半的智慧与狡黠。
    中华读书报：写村庄的背后，实际上也关注了国家民族之痛。小说创作中最大的难度和挑战是什么？
    陈应松：写作者都有野心。有的是把野心藏在背后，有的是全敞开了。我不太喜欢野心这个词，我写了这个小说后，只是觉得生和死是多么的让人缠绵伤感。我读屈原的那些诗，感到他在哀叹生死。由个人而上升到国家民族固然是不错的，但没有个人对生死的苍茫感悟，国家也是虚幻的。比如，我去乡下，吹着田野上的风，踏着土疙瘩路，坐在田埂上看荷叶池塘，看田野麦浪的时候，什么激愤，什么中东难民，什么恐袭爆炸，都是很远的，比死亡还远。活在田野和大地上，是多么美妙的事情，何必有那么多不必要的情绪消费和你死我活。我不避讳我着力写了乡村的破败和司法的腐败，我的确为想象中的乡村夜哭了一回。不过，村庄总是美的。我比较擅长抒情，满脑子都是好语言，我的语言帮助我到达了那个村庄。
    中华读书报：您说过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打通各种文体，实际完成得如何？
    陈应松：还可以吧。但我不是很满意，还是有点胆怯，没有走很远，怕读者接受不了。我里面有诗、散文，都在自然的小说节奏中，没有突兀感。小说是相当自由的文体，我这里是小试牛刀，让小说完全自由出入于诗歌、散文之中。另外，这个小说是所谓“野鬼手记”，既然是手记，就没有什么规则，想到什么记什么。所以，文体实验也要与你的故事写法有关。
    中华读书报：“在小说中，象征不是象征，现实不是现实，人物不是人物，故事不是故事。它所表达的是另外的东西。”可否具体谈谈，您所理解的“小说的核”是什么？
    陈应松：小说是另外的东西。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我已经写了30年。譬如象征，本来是个奢侈品，现在成了大路货。小说的核是什么，我不清楚，小说肯定与揭示生死要义有关。曹雪芹的小说写的是生死聚散，人生一场梦而已，故事肯定不是故事本身，后来因为分析的需要，什么揭示出封建社会衰败崩溃之类，都是强加上去的，不能把社会学者历史学者的观点用在小说上。好的小说，谁又不是甄士隐（真事隐）和贾雨村（假语存）呢？
    中华读书报：在《还魂记》里，您多年的创作经验和阅读思考及丰富的才情得到了畅快淋漓的表达，但是，对于熟悉您既有创作风格的读者来说，也面临阅读的挑战。这一点您考虑过吗？
    陈应松：我开始创作的时候有这方面的担心，后来书出版后，喜欢我的读者依然喜欢，这出乎我的意料。从我得到的反馈看，读者和朋友们对我的这次文体实验评价不错，作家不能沿袭自己走顺了的套路，那样写没有什么惊奇。我喜欢的是出新出奇，我讨厌工匠式的复制。对长篇我看重的是这个作家还有没有文体和语言创新的能力。读者挑选作家，作家也在挑选读者，我不准备去将就他人，去迎合市场，我写作是因为我想说话，想要说该说的话，说出我这个年纪对生死、对世界的想法。
    中华读书报：阅读《还魂记》，感觉是在阅读一部长诗。诗意的语言是您的一贯特色，在这部作品中，这一特色得以更充分的展示。您如何评价语言之于小说的价值？
    陈应松：引用汪曾祺的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是第一个清醒者。好的语言印在书里那么好看，那么有意思，乏味的语言印在书里就像公文一样让人生厌，被吹得高高的那些小说，味如嚼蜡，动辄几十万字，百万字。我的长篇不可能超过25万字。我们对文字要有起码的敬畏，一个人不能说太多的话，成为饶舌妇。要节制语言，控制气息。一句下去，掷地有声，不拖泥带水。语言是按照自己生命的气息和节律出现的，在出现之初，轻重缓急都已经定好了。
    中华读书报：在这样自由自在无所顾忌的表达中，您有怎样独特的收获和感悟？
    陈应松：每次写作都会有新的收获，我完成了这样一本书，我看见了我的固执和勇气，写作过程中要克服懦弱不是容易的事情，一个长篇从起心到完成会是几年，这其实是折磨自己的过程，而且很漫长，不能让自己疯掉。是个练心性的过程，磨性子的过程。无所顾忌的表达就是与自己对峙，与自己决斗，不屑于那个自己，重建一个自己。所以写长篇的时候，有两个自己在前面，你操纵新的自己灭掉旧的自己，蜕出壳来。打败自己，是唯一的工作。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认为，《还魂记》呈现出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技巧与荆楚大地的“山鬼”文化杂糅而成的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能否谈谈楚文化和西方文学给您的创作带来的影响？
    陈应松：楚国是谜一样的国家，至今我们对这个南方小国了解甚少。不用说两千多年前，在明朝时还被称为蛮夷之地，远离中心，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什么改变。所谓荆、楚，都是荆棘的意思。研究楚国文化的人说，楚国创造了可与古希腊文明媲美的文明，它的青铜器、丝绸、玉、漆器、音乐、文字（楚简）达到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高峰。
    在对文学理解得越来越深入和宽广的今天，写作越来越开阔，我们应该正视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按照几十年理论教给我们的方式写作。我的《还魂记》写作是一种回归，收回我们的文学失地，收回我们的文学故土。回归我们的文学传统、回归真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即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记忆写我们的精神故事，小说是精神生活的记实。西方文学特别是魔幻现实主义可能会给我带来了某种写作冲动，但决定我写作的肯定不是西方的小说，是我自己的土地记忆和生活感受，我只能对我自己所处的世界有发言权，写不熟悉的生活就是说谎。有外国作家说写作就是撒谎，我不喜欢在小说里撒谎。我认为，虚构不是撒谎，只有真诚才能拥有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