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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本书去课堂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中国教育报 史金霞蔡朝阳 参加讨论

    当“不拘一格教语文”的苏州教师史金霞遇见执著于“寻找教育意义”的绍兴教师蔡朝阳,一场关于读书、教书、理想的追问与思辨在他们中展开。随着阅读体验与思考的不断深入,我们的“暑期阅读之旅”亦进入了考问价值、追寻意义的场域——这里,风光无限。
    对话人:
    史金霞(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语文教师)
    蔡朝阳(浙江省绍兴市稽山中学语文教师)
    “发现教育本身的魅力,才悟得教育的意义所在。”
    史金霞:你曾在许多文章中声明自己不热爱教师这个职业,这个“不热爱”随着你自身的成长,是否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蔡朝阳:岂止微妙,简直是根本的变化。以前之所以不爱,是因为没有感觉到从事这一职业的创造性。人是有价值感的动物,没有价值感会很痛苦。
    从客观角度,这个应试体制没有给予中学教师足够的空间,教师个体很难在这种机械的工作中获得愉悦。而从主观角度,则是自身的浅见,对教育的理解很久以来不能突破体制的窠臼——我用我反对的那一方的逻辑,去反对制度。所以,我后来明白,不热爱的,是这个严苛的应试体制所加给我这个体制内教师的机械灌输的任务,和成为单纯的应试指导者的功能。
    近年来,渐渐发现教育本身的魅力,才悟得意义所在,这个魅力对我个人而言首先在于生命的体验、自由的创造等。而对于师生双方,则是一种生命的相遇,是彼此的生发。这种相遇对教师的影响也许是可控的,而对学生的影响则是潜在的,非常奇妙。因而,教育在我,成为了一个随时可以有奇迹发生的过程。我想,改变最大就在这里。
    史金霞:你现在是以怎样的情绪与“中学语文教师”这个身份相处的?
    蔡朝阳:现在相处得尚好,不像以前非但不喜欢中学教师这个身份,甚至觉得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
    我们不能总是觉得世界亏欠了自己,如果真亏欠了,那就去要说法,而非总是抱怨。消极与积极,仅在一念之间,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殊不料,进一步可能阳光灿烂呢。尤其是,既然你已经认识到教育自有其意义在,那么,就现在启程,去寻找这个意义。至少,要有个底线,在人近中年的时候,不能成为当年曾经反对的那种人。
    史金霞:在“寻找有意义的教育”这个旅途中,你的自我定位是怎样的?在现阶段,你有具体的自我期许吗?
    蔡朝阳:起初并没有什么自我定位,或者说,我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不知道想要什么,所以总是寻寻觅觅,这大概也是对意义的寻找的必由之路。凡是意义的追问,其实都很艰难。我的同学周仁爱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读了一本《活出意义来》,再三向我推荐。
    我的职业是教师,以前把这个职业看得很低,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每个人对社会进步负有的匹夫之责。如果将教育置于较大的社会进程中,就会跟时代结合得比较紧密,从而意识到自身的职责所在。这样,个人、职业、理想就能较好地统一在一起。教育在中国是有深厚传统的,不必从孔夫子开始,民国时代的流风余韵就叫我们受用不尽。教师若能置身于这样的传统中,就不能不有所期许了。在现阶段,我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称职的语文教师,将最为纯正的汉语文学、古今中外思想者健朗的思考,呈现在孩子们面前,带领他们寻找成为他们自己的那条路径。
    “并非每个孩子都需要成为文学爱好者,但他们需要建立独立的思考能力。”
    史金霞:你说要成为称职的语文老师,那么,你理解的语文,以及语文课堂,究竟是怎样的呢?
    蔡朝阳:什么是语文?这个很难回答。一回答,便是授人以柄。因为我理解的语文,是我们伟大的母语,是全部的存在本身,即海德格尔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所以,我从不管什么工具性、人文性,在我的语文课堂上,哲学、科学、艺术、宗教都可以纳入。一切为我们所用,只为了培养孩子们独立的思考、自由的创造。这种自由创造所带来的愉悦,是语文课堂上的高峰体验。这不是考试的高分,也未必一定需要一篇美文佳作,可能只是课堂上师生的几个相互诘问,简短的对答,彼此会意,便足矣。
    我的一位朋友说,世界上最美妙的3堂课,一堂是孔子“沂水春风”,一堂是佛祖“拈花微笑”,还有一堂便是古希腊学园的互相诘难。之所以这3堂课最为美妙,乃是因为这里有自由思想的绚丽花火。
    史金霞:“黑暗时代,读书写字”是你博客的名字,“黑暗时代”取自阿伦特之意,“读书写字”则被你看作寻求启明的一个手段。凭借这个手段,一方面让自己强大,逐渐成长为一个现代公民,同时又能积极地介入孩子们的人生成长。请你以时间为线,回顾一下自己的“读书”生活,并谈谈它对你的语文教学的影响。
    蔡朝阳:就像在《带一本书去课堂》中所说,我其实一直是个文青,在读到余英时等学者之前,全部视野只有文学。所以,在我初为中学教师时,对语文和教育的理解跟现在全然不同,那时,即便我是一个文学教师,也未必就是一个好的文学教师。
    只有当阅读的视野打开,对文学乃至对语文、对课堂的定义才会有极大的改变。所以我倒是觉得现在可以做一个好老师了,一是多年的阅读积累已经有所小成,二是通过阅读与多年的教学实践,获得了对教育的崭新认识,这是较为令人满意的状态。这种转变,也并非一步到位,之中略有曲折。当初会单纯认为语文应以文学教育为主,这是典型的文青思维。后来读了历史、哲学和经济学等,才逐渐明白并非每个孩子都需要成为文学爱好者,但每个孩子都需要建立独立的思考能力。再之后,逐渐有了公民教育的观念。
    我很感恩自己一直热爱阅读,从小领会到阅读的乐趣,从此一生都不会失去。基于此,我也希望孩子们能获得阅读的乐趣。就像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的马修,用音乐把世间的美好,播种在孩子们心中。
    “精神碰撞中的创造性欢愉,逐渐被我领会。”
    史金霞:你说,“在语文课堂上,我非常多地通过放电影与读课外书的方式,来激发孩子们的思考”,“一是扪心自问”,“一是由己及人”,你说:“我更懂得了教育的重要,也比以前更爱学生了”。请你回顾这个成长变化过程,总结一下在你的语文课堂上,你分别系统地组织学生看了哪些电影、读了哪些书?
    蔡朝阳:在跟孩子们一起读书、看电影这一点上,我们很像嘛。因为我们有一个共识,广泛的阅读会帮助孩子们建立起较为全面的自我理性,拥有这种理性的孩子会有比较大的心理空间,能够在他们不那么喜欢的应试与自我的追求之间找到平衡,这很重要。对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实现其潜能,可谓关键。若我以为,教育是拓展人的自由,使人获得突破窠臼与成规的勇气,叫人能够有力量去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那么,用阅读、电影等方式激发孩子们思考,帮助他们建立自我理性,就是必然的了。
    我给孩子们开过很多个书单,按照大类,戏称为1.0版、2.0版,乃至3.0版。不断修正自然是因为我自己的教育观念在不断修正,还有则是出版业繁荣,新书不断,也需要作出适当调整。在我给高一孩子读的书中,较令人惊讶的恐怕是《小王子》、《夏洛的网》等童话,这跟地区差异有关。在一些中心城市,这些书孩子们小学就读了,而我的多数来自郊区的学生来说,可能从来没听说过。文学类之外,会有一些有关历史的入门著作,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浅显作品。比如历史学会首推海外华人的作品,如唐德刚、黄仁宇、余英时。经济学会推荐陈志武与苏小和等。我有一条原则,便是循序渐进。我们总是担心孩子们会读不懂这些著作,这种担忧完全多余,关键在于教师的引导。教师首先自己爱读书,意义超过无数的说教。
    在一个影像时代,电影的教育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而一些有关青春、校园、成长、教育的电影也常被我用来作为教育的辅助。比如我戏称《死亡诗社》是我的电影教学圣经,其实还有好几部都是必看的,如《放牛班的春天》、《夏洛的网》、《肖申克的救赎》等。电影的刺激跟文字的阅读有很大不同,我总会在看完一个电影之后有跟孩子们讨论,并最后形成书面的评论。每次观影之后的讨论,是最热烈的语文课,而之后的写作,也是最真实最精彩的思想表达。
    史金霞:在文化古城,做现代新人,与你想要践行的成为公民教师,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蔡朝阳: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似乎真有几分道理。我终于能够不被世界所改变,做事的能力和想法比较匹配,因而感觉较为自在。我有可能以自身的生命感悟,介入另一些年轻生命的成长,其中的精神沟通、彼此碰撞中的创造性欢愉,逐渐被我领会,这是教育的价值在我个体的承担。
    此外,我希望以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的身份,为我所处的小城市做点什么,举手之劳、力所能及的,比如朋友开的人文书店,我愿意为他们主持文化讲座之类。这完全建立在对这个城市的爱之上。也有学生模仿《死亡诗社》,叫我船长,我从来没有答应过。因为我是《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自己也用了16年时间来寻求自由,直到今天,也从未觉得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因为首先自由生长在我心里,而要得以实现,需要很多外部条件,若不考虑这些外部条件,那是庄子式的自欺欺人。
    以公民的身份,我比较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的事务,包括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组织捐款建小学,这是我个人的追求,但并不完全带到课堂。跟学生在一起,主要讨论的是审美,是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是建立个体的理性。因为我面对的是未成年人,在知与行中,尚处于求知的阶段。我不要求、不鼓动、不支持他们做什么,世界很强大,在尚不具备抗压性之前,他们的任务是潜伏、充电、补充能量。我建议他们学习安迪,因为限制无处不在,首先需要学会个体越狱。
    听我的课,会觉得老师很温和,语文课堂很美好,这种美好是一个人的精神底色。学生的表现常使我信心满满,他们天性中的自由,经由我们的互相磨砺而得到解放。即便他们没有从事文化工作,但他曾看见过光芒是什么,他一生将记得这光芒的美丽,谁也不能夺走。
    《中国教育报》2012年8月23日第7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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