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 北方邦马图拉5世纪佛头
    
    图2 北方邦马图拉5世纪佛立像 图1 北方邦马图拉4世纪晚期至5世纪早期佛立像 图3 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北齐佛立像
    展览：梵天东土 并蒂莲华——
    公元400-700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展
    时间：2016年9月28日至2017年1月3日
    地点：故宫博物院午门及东西雁翅楼展厅
    故宫今年不仅开设了万众期待的慈宁宫雕塑馆，还迎来了佛造像盛世的中印古代雕塑展。午门上的“梵天东土 并蒂莲华：公元400-700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展”，既是中印两国这一特定时间段造像同台亮相的难得机缘，也是两地文化交流的艺术见证。
    佛教传入中国，与伟大的丝绸之路紧密相连。丝路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及佛教美术，最初主要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内地的。比如中国早期的佛造像，就呈现出鲜明的西北印度犍陀罗造像特征。开凿于北魏中期至晚期的云冈石窟，佛像的着衣形式按时间先后可分为外来式和汉式，外来式以右肩半披式袈裟和通肩式袈裟为主，后者则集中在源于南朝的褒衣博带式袈裟。这种变化实际上是本土化进程中的自然反映。具有南朝士大夫气质的褒衣博带式袈裟佛像，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广泛传播到中原北方，还波及河西走廊及更远的敦煌地区。在进入东魏后段的北齐时，印度笈多朝的佛像样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内地，并对后者施加影响。
    衣纹之有无
    公元400年至700年，是印度笈多艺术鼎盛期和后笈多艺术初期，期间有三位著名的中国僧人法显、玄奘和义净远游印度，他们西行求法的足迹均有文献传世。三位高僧的著述及相关文字被西方学者高度重视，在印度也有巨大影响。此次展品的遴选，正是以高僧们亲历的印度艺术文化中心为主线。策展人罗文华老师认为，印度的这一时期，也是笈多艺术走向成熟和达到极盛的重要时期，被称为印度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审美标准和艺术模式成为印度艺术的标尺，影响范围不仅涵盖了大部分印度本部，而且远达中亚、东亚、东南亚等广大区域。
    印度笈多王朝（320-600年）宗教政策开明，不仅盛行印度教，佛教也获得很大发展，后者更是在艺术形式上创作出融合了贵霜朝犍陀罗和马图拉造像的佛像样式。笈多朝佛造像主要有马图拉表现衣纹的“湿衣佛像”和萨尔纳特不表现衣纹的“裸体佛像”，前者代表性实例如北方邦马图拉4世纪晚期至5世纪早期佛立像（图1）和北方邦马图拉5世纪佛立像（图2），后者代表性实例如北方邦萨尔纳特5世纪佛立像。这两种形式佛像头部特征大体一致，脸型一般是印度人的特征，头上螺发整齐，两眼微睁，鼻子高挺，有华丽的头光。绝大多数佛像着通肩式袈裟，表情肃穆，身材匀称，体现出一种单纯宁静的古典美。马图拉佛像和萨尔纳特佛像最大的区别在衣纹的有无，前者佛衣犹如半透明的单薄纱衣，衣纹纤细且极富韵律感，犹如刚从水中走出，优雅的躯体轮廓明晰可辨；后者人物形态与前者大体相似，佛衣却更为薄透，但不表现衣纹，感觉像是完全透明，仅在袈裟领口、袖口及衣襟下摆边缘有暗示性的结构线存在。
    中国与印度渐不同
    笈多式佛像对中国佛教艺术产生的深远影响，可以从此次中印雕塑展览中看出诸多例证，比如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北齐佛立像（图3）以及诸城北齐佛像，就是受印度笈多式佛像影响的典型实例。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佛像发现于1996年，出土的大小四百余尊造像中，东魏、北齐实例数量最多。东魏后段佛像从佛衣形式到躯体特征都开始发生变化，至北齐时，这种变化就非常显著了，其中那种着通肩式袈裟、躯体丰腴圆润的佛像，就是笈多造像元素的直接体现。
    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北齐佛立像面相丰圆，低肉髻，两目微睁，高鼻梁，嘴角微上翘，传达出一种安静、内敛的冥想气息，而嘴角的那一丝微笑，则生动反映出佛国世界的美好。佛像左手残缺，右手抓衣角，手部造型饱满圆润，躯体在薄薄的通肩式袈裟覆盖下，也呈现出相同造型特征。其中袈裟的衣纹，仅以简洁疏朗的U字形阴刻线来表现。这种造型特征，与前边提到的马图拉佛立像相对接近，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躯体更为壮实并有肌体的起伏感。两者的差异，实际上是源于两地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古代匠工受儒家礼制思想影响，在表现人物躯体时更喜欢含蓄、内敛的造型特征。
    诸城北齐佛立像的头部造型和上述实例大体一致，两手皆残，亦着通肩式袈裟。该佛像袈裟上完全不表现衣纹，只在袖口及佛装下垂衣襟处雕刻了结构线。佛装贴身并极为薄透，人体各部位特征一览无余，两臂及两腿的轮廓形态也完整体现出来。这种佛像造型，与萨尔纳特5世纪佛立像相似，不同之处在于青州实例人体特征更为含蓄，其造型意匠与同地出土的北齐佛立像之一相同。
    中国式的阿育王像
    这次展览中，另有一件出土于成都西安路南梁太清五年（551）阿育王像值得关注。“阿育王像”，是阿育王（约前304年-前232年）所造释迦牟尼佛像的简称。据学者研究，这种带有鲜明印度造型特征的佛像传入中国后，在东晋、南北朝至隋代的佛教信仰中得到推崇，但目前考古发现的实例主要集中在成都地区，其年代当在南朝，如南梁太清五年阿育王像，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展览中的这尊阿育王像头部有高大的肉髻，发髻作起伏的圆丘状和翻转的云纹状，高鼻深目，头部最显著的特征是自鼻孔下向两侧生长的小胡子。在印度造像展厅中有一尊来自于北方邦马图拉的5世纪佛头（图4），也表现有相同的小胡子，这是印度人典型特征之一，据此可知两者之间应存在某种内在关联。这尊阿育王像着通肩式袈裟，袈裟衣纹表现为凸起的尖棱线状，与同地区出土的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佛像存在明显差异。袈裟胸部衣纹和腹部以下衣纹各自成组，均为同心的U字形自小而大的扩散。这种衣纹线的空间构成关系，与前述的马图拉佛立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是后者胸腹部及以下衣纹并未分为两组表现。
    这次中印雕塑展，相对完整地呈现了公元400-700年两国佛教雕塑面貌，期间也包含印度佛造像施加于中国实例的多种元素。实际上，此前印度贵霜朝佛造像传播到中国后，改写并推动了中国古代雕塑的发展轨迹；而笈多朝佛造像的传入，则在佛造像的外在衣装和内在人体表现上，再次改变了中国古人的审美取向。此中最重要的是，这些精美的佛像不仅是佛教偶像的理想再现，更是我们获得审美体验和精神食粮的不竭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