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宁，1982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英语文学翻译。现任《鲤》书系文字总监。著有短篇小说集《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长篇小说《荒芜城》等。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期望在荒原、巨山，或者无法泅渡之河中遇见另一位伙伴。
    人生更像是漫游在大海里的哥伦布，甚至不抱有遇见一块大陆的希望。
    只有抛却失望的人，才能继续穿行在黑漆漆的密林中。”
    ——周嘉宁
    周嘉宁的小说创作仿佛对个人经验具有某种偏执。在其他的80后作家如张悦然、颜歌等纷纷寻求题材上的转向时，周嘉宁在2015年的长篇小说《密林中》之中仍然执拗地坚持了对个人经验的倚重。与底层的残酷生存或历史的宏大叙事相比，《密林中》对个体精神困境的摹写似乎显得过于微小和轻飘了。然而对于身陷其中的个体而言，那又何尝不是一种锥心刻骨。
    《密林中》关注的是被称为“文艺青年”的那一群体，试图呈现他们的精神痛苦。小说的人物简单，情节也几乎算得上平淡，不过是文艺女青年阳阳的一段生活史。然而周嘉宁却从中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群体的精神焦虑症。与周嘉宁此前的小说相比，《密林中》的阳阳不再是一个拒绝交流的封闭个体。阳阳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在参加各种私下或公开的活动时也尚能应付自如，甚至她还获得了一个小说比赛的一等奖。但这些都未曾缓解阳阳作为一个失败者的自省和焦虑。这种精神上的隐痛并不是一种自怨自艾式的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来自于她摆脱滞重的欲望与生活现实琐屑间的搏斗厮杀。尽管阳阳对理想究竟是什么缺乏确切的图景，但她对种种不合理想的生活却有敏感的体认和果断的拒绝。然而在不断的尝试中，生活带给她无穷无尽的失望。
    在《密林中》中，周嘉宁简化了情感的细腻，弱化了多愁善感的表述，而以一种简洁干净得近乎粗粝的笔触去呈现阳阳所面对的生活。先是在迷狂地跟随着大澍时，作为大澍超脱生活庸常的代价，阳阳不得不承担两个人的生活琐屑与庸常，她写作的才华在此被全部忽略乃至牺牲了。而在与山丘的恋情中，阳阳再次被迫做一个安慰者、倾听者和陪伴者，山丘这个江郎才尽的作家却拥有着她所梦想的一切。在与生活近十年的搏斗之后，阳阳悚然发现自己是个彻底的战败者，那困厄她的，磨损她的，才是“她人生最牢固的部分，而且除了这部分，她其实一无所有”。
    阳阳的精神困境来自于对琐屑和庸常灭顶而来的危机意识。阳阳的精神痛苦无关衣食之忧，亦无非生离死别，名不正言不顺似乎难以对外人道，然而对同样身处其中者恰恰具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当理想与勇气都挣扎于生活悄无声息滴水石穿的消磨中，是放任其成为残损的碎片和粉末，还是凭借一点微茫的希望负隅顽抗？我们迫不及待地跟随时光而成长，结果却往往如小说中所言，“所渴望发生的一切全都没有发生”。而这种“没有发生”看起来竟然是如此的理所应当。而更令我们担忧的是，当关于文学、关于爱情的梦通通破碎的时候，或许钝重的心灵对那声音早已失聪。“密林中”显然是这种精神困境的某种隐喻。阳阳们的探索如同在密林之中茫然的狼奔豕突——密林中是否有同行者，跋涉的方向是能走出密林还是永远深陷其中，密林之外是广袤平原还是另一片密林，这些都是未可知的。
    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密林中》或许又是一则关于灵魂如何抵御琐屑与庸常的啃啮，而精神又如何摆脱滞重牵绊的老故事。《密林中》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周嘉宁赋予了阳阳一个写作者的觉悟和抱负。写作为阳阳精神的痛苦带来唯一的抚慰，“她所经历着的痛苦、困境和不适，只有在写作中能得到回馈”，但同时写作也加剧了她于理想和琐屑庸常之间挣扎的精神焦虑。在写作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阳阳遭遇了所谓“性别的困境”——当她意欲在写作中对生活进行“正面强攻”时，她发现只有男人才能够直接面对世界，而女人在面对世界时将不得不通过男人这个中介，“男人才是天生与世界发生连接的性别群体，而女人呢，多少都是通过男人才能和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但意味深长的是，小说中的大多数男人却并未显示出能够与世界正面交锋的能力。大澍尽管是真正的才华横溢，但他得以超脱滞重的轻盈却是以将阳阳摁进庸常与琐屑为代价的；山丘在写作中只能以陈词滥调来搪塞和敷衍；小衰在小说表现出的只是对世界肤浅的恶意攻击。阳阳在写作上遭遇的“性别困境”或许只是因为她不够自私和自大。尽管如此，但小衰仍然能够指责阳阳：“你过得太好了。你们这些女人，这导致你的格局永远被局限在一块地方。”
    事实上，阳阳感受到的与世界的隔阂，实际正来自于女性的被迫边缘化。为琐屑生活所束缚、所消磨似乎是阳阳作为一个女人毋庸质疑的命运，而她甚至敢对写作与文学抱有不切实际的寄望与僭越之心。在此，尽管周嘉宁并无意批判性别秩序，但仍触及了对性别处境的某种思考：身为女性的写作者，阳阳所遭遇的困境是双重的。她摆脱琐屑的希望更为渺茫，走出困境的道路更加崎岖。
    而令人感动的恰恰是阳阳面对困境时战士一样的姿态。哪怕她已注定是一个失败者之时，阳阳始终保持了对生活与世界进行“正面强攻”的姿态。无论是离开大澍，离开山丘，还是在写作与生活之中屡败屡战，每一次行动，阳阳的姿态都显示出一种决绝。周嘉宁或许在无意间制造了某种讽刺：与阳阳这样的“女战士”相比，大澍“与世界一决胜负”的愤激、山丘的虚张声势和小衰的肤浅嘲讽，都成为一种自欺欺人。也正是因为阳阳这种坚决的战斗姿态，她的获奖发言才成为一则真正的战斗檄文：“放眼望去，甚至连一条可以行走的道路都没有。但是尽管我认同那些不可能消解的痛苦，我还是觉得，或许，或许会找到翻越山丘的办法。”同时，在《密林中》，面对难以摆脱的滞重，阳阳既不曾沉溺于自我封闭，也未曾堕入对青春的追忆之中。这种警觉，显然也是周嘉宁对其以往写作的一种反拨。
    《密林中》呈现的是一种探索的状态。说到底，周嘉宁并不是要为如何走出密林提出解决方案，也不是为了指责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密林中》或许只是一份失败者的手札。但重要的并非在于阳阳的跋涉能否带来光明的前景或辉煌的胜利，而正在于她跋涉的过程和始终保持的战斗姿态。如果说，二十岁时的周嘉宁曾以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作为她的信条（《陶城里的武士四四·陶城补记》），那么《密林中》正是以一种“反心灵鸡汤”的方式延续了这种“女战士”一样的姿态，在这几乎不可打败的琐屑与庸常中，为理想的坚持给予了一点点菲薄的信心。
    蔡郁婉，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