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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吴、徽、老湘、赣北、闽方言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这些方言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南朝江东方言（南朝吴语）。根据本文的考察，从南京往东沿长江的部分北部吴语，如常州、无锡、常熟、崇明等可见指示词“尔”的使用，或作基本指示词，或作方式/性状/程度指示词；浙西南地区的南部吴语，以及与吴语同源的徽语，也可见到指示词“尔”。汉语史文献里的“尔”指近、指远皆可，它在现代方言中如吴、徽语也是如此，在赣、湘、闽方言中则主要用来指远。 吴、徽和赣、湘方言在指示词“尔”读声化韵[n/  ]方面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尔”字作为日母支韵字的一种音变方式，要说明各个方言中读作声化韵的[n/ ]就是“尔”字，需要做一番本字考证的工作。声化韵形成的语音条件容易确定，即为鼻音声母后接前高元音，因此中古止摄三等开口日母、疑母字在现代方言中会由[ni/ i]变作[n]（有些方言音系中没有[n]音位的便变作[ ]）。同音韵地位的字在汉语方言（尤其是东南方言）中常常读作声化韵，由此可以证明这些方言用作指示词的虚词应该就是“尔”字。少数方言仍然读[ ]，也是规则性变化。湘、赣方言与吴、徽语相比，特殊之处在于指示词的三分，当然这不影响这些方言都用“尔”作指示词的前提。闽南方言的“尔”特别之处则在于不读声化韵，而是遵循各自方言次浊声母字读h-，支韵字读-i/- /-ia等白读音的规律。通过与鱼韵字的语音比较，可知闽南话读h-声母的指示词应该来自“尔”而不是“许”。“尔”字作指示词上古汉语便已经有了，但显然并不常用，到了中古汉语里开始变得常见，尤其是南方口语色彩浓厚的文献中，更是有大量的实例，文章赞同梅祖麟（1983）、胡敕瑞（2002）等学者提出的看法，即将指示词“尔”（包括“尔许、尔馨、如馨、宁馨”等）视为南朝江东地区的方言词。历史学、语言学（音韵、词汇）两方面的不少证据都表明，古江东方言的核心分布地区是长江沿岸的北部吴语区和浙南吴语区（谭其骧1987；鲁国尧2002），“尔”作为中古南方地区常见的指示词，出现在上述地区，完全在情理之中。结合学界对江东方言与现代方言的源流关系的探讨，以及本文所论指示词“尔”在吴、徽、赣北、湘、闽方言中的分布，正可以说明从现代方言和汉语史文献的两个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绝大多数的方言中“尔”作指示词时读声化韵，同时第二人称代词单数在有些汉语方言中也读作声化韵，两者的不同在有些方言中通过调值来区分。这跟传统语言学的变调构词  有所不同，更不同于印欧语的内部屈折构词，因为“尔”（指示词）、“尔”（人称代词）只是汉语史早期阶段同个语素因功能不同而分化的结果，指示词和人称代词同形的现象本来就不罕见。①为方便排印，本文将习惯上来标明自成音节的[m n  ]上所附的小竖杠符号略去。②赵元任（1928：99）记作“  ，五号”，其中无锡方言里写作“熬”或“号”的指示词的语源尚待探讨。③语料出处如下：苏州话（石汝杰1999：94）、上海话（刘丹青2003：218）、绍兴话（复旦大学中文系盛益民提供）、宁波话（上海大学外语学院朱音尔提供）、台州话（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丁健提供）。 ④不同的意见可参看游汝杰（1995）和李荣（1997a，1997b）的论述。 ⑤常州话受官话方言影响较其他吴语为甚，其代词系统已是官话型的“我、你、他”，而非“我、汝/尔、渠/伊”。 ⑥按照曹志耘等（2000）“同音字汇”部分的撰写体例，“  ”（那）应该有个下标的数字，以表明这只是该语素的读音之一。原文未见下标数字，今循例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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