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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唐以前，《古文孝经》孔氏注和《今文孝经》郑氏注角力争先，各有所宗。孔注于梁末失传。郑注自唐玄宗以后，亦渐危殆，至五代亦在中土失传。据说，周显德（954-960）中，新罗献《别序孝经》，即为郑氏注。而《崇文总目》又言，北宋咸平中，日本国僧奝然献郑注《孝经》。乾道中，熊克子复从袁枢处得郑氏注，刻于京口。熊刻本郑注，后亦遗佚。清朝乾隆间，歙县鲍廷博委托其友汪翼沧乘海舶到日本时，代为搜寻，汪氏终于在长崎购得日本人太宰纯刊于享保十七年（1732）的《古文孝经孔注》一部，鲍氏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将其影刻于其《知不足斋丛书》中。太宰纯之《序》言：“夫古书之亡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颇多。”且断言：“孔传者，安国所作，无疑也。”嘉庆年间，乌程郑氏又从日本得刊本魏徵《群书治要》，其中的《孝经》十七章，有郑氏注。嘉庆六年（1801），鲍廷博又得到日本人冈田挺之于宽政癸丑（1793）所刊《孝经郑注》，据冈田挺之《尾识》言，他是以《群书治要》本《孝经》为主，补以注疏本而成是书。鲍氏将该书又在《知不足斋丛书》中刊布。至此，失传已久的孔、郑二注，皆重又在中国学人前露面。《四库全书提要》首先否定日本《古文孝经》孔注本为真本，继而臧庸认为日本郑注本非真郑注，而自据诸古籍辑成《孝经郑氏解》一卷。现在看来，不仅日本之孔传为真古本，日本郑注本亦基本保存了古本郑注之要貌，是可以信赖的。后来，在日本陆续发现《古文孝经》的多个抄本，敦煌遗书中亦有郑氏注本及其序文，现在已经可以恢复隋唐时代通行之《孝经》郑注本的原貌了。我们研究《孝经》，还是要参考孔氏、郑氏等古注，否则岂不是在重蹈前人“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的覆辙了？ 四、《孝经》和孝道在历史上的影响与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汉代纬书《孝经钩命决》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意思是，孔子的政治理论寄托在《春秋》之中，孔子的实践方法著明在《孝经》之中。《孝经》论说人们要行孝道、如何行孝道，并鼓吹统治者以孝道治天下，将道德、伦理和政治社会糅为一体，适应了古代立国之本的农业经济和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需要，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和提倡。孝道成为其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基本方略。 还在秦朝时，其《法律答问》中就规定：“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意思是对不孝的子弟，不必经过三次原宥的手续，就直接判以死刑。汉高祖在称帝后，马上高举孝道的旗帜，尊称其父为“太上皇”，且下诏言：“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汉惠帝于四年（前191）下诏，免除那些“孝弟力田者”的徭役。自惠帝始，汉代诸帝的谥号中都有一“孝”字，称孝惠帝、孝武帝等。颜师古解释说：“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原来，汉代皇帝谥号用孝字，是表明其坚持继承和执行了乃父的事业和意志。文帝开始设置《孝经》博士，给研究《孝经》有成绩者以优厚的俸禄，给孝悌者赐予布帛，让他们在民间作为倡导孝行的榜样。汉武帝独尊儒术，更以“旅耆老，复孝敬，举孝廉”作为其提倡和贯彻孝道的具体措施，并将《孝经》作为对太子、诸王进行教育的主要教科书，形成制度。这就是后来荀爽总结的，“汉制，使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以孝为务也”。宣帝时，下令郡国分别荐举孝弟、有行义者，任以官职。平帝元始三年（3）立学官，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孝经》成为官定的学校教本，迅速传播开来。两年后，征召天下有学问者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到京师，总计竟达数千人之多。东汉光武帝下诏命令期门羽林以上的武官和功臣子孙，“悉通《孝经》章句”。又将举孝廉作为通常补充官吏的主要途径，甚至直接以孝廉担任尚书郎、郡守、国相等要职。东汉诸帝要求天下人都讲诵《孝经》，以《孝经》师主持监试，经常褒奖孝行卓著者，以孝道作为王朝的国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