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湖北、湖南等地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书。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荆门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回来的湖北江陵、荆门一带被盗楚墓中出土的竹简。本世纪之初，因当地基本建设的快速进行，这方面的材料仍在涌现，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二○○二年六月在湖南里耶出土的约三万六千枚竹简。这些材料的发现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引起的震荡自不待言，学术界至少已从两个方面对传世文献进行反省，一是批评二十世纪疑古学派的矫枉过正；二是梳理传统文献对于秦汉以前中国文化描述存在着的大量问题，例如儒、道的对立究竟是不是一个伪问题。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地下这些惊世的学术发现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目前还看不出来，但是至少可以看到一点，这就是大量考古发现完全改变了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四书》、《五经》所代表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看法，它们不过是些官方意志的文本体现，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代社会草根阶级的意识。用流行的语言来讲，就是新出的简帛材料颠覆了传统文献中的官方话语权。原来这些出土的古代文字多半就是在讲我们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什么礼仪之邦、仁义道德、修齐治平，不过是统治者的玩意儿，与老百姓的关系并不大，我们普通人关心的就是“追寻一己之福”，从古至今没有变化。而对于学术界来说，如果不参看出土材料来讨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恐怕就根本得不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中国的这场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考古盛宴东风西渐，影响了海外的汉学研究。熟悉历史的人可能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执西方史学界牛耳的剑桥史曾经在编撰剑桥中国史时，对该书要不要从文明之初写起举棋不定，最后费正清和崔瑞德还是决定放弃中国的史前和先秦部分，直接从秦代开讲。理由就是由于先秦时期缺乏文献记载，而大量涌现的考古材料又不断地改变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看法，学者们还缺乏综合驾驭这些材料的能力，所以只有把这一部分的历史留待来日解决；另外，剑桥中国史还有一个不用照片和线图只用文献说话的传统，这对利用考古材料写先秦史当然不合适。当时他们估计要花费十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对新材料综合然后写出一部中国先秦史（《剑桥中国秦汉史·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这一等就是十三年，而费氏也驾鹤西去。一九九九年，集西方几代汉学家心血的《剑桥中国先秦史》才终于出版。那年夏天，我看到该书以出土的曾侯乙编钟照片为封面时，就感到它恐怕与以往仅靠文献讲古的剑桥史有所不同，会是一本体例全新的书。一翻全书果不其然，考古材料构成了全书的基本骨架。正如主编鲁惟一和夏含夷（M. Loewe & E. L. Shaughnessy）在序言中说的那样，他们编撰这本《剑桥中国先秦史》的理念就是要“寻求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的有机结合，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其实，大量引用考古材料不仅仅是此书的特点，也是西方汉学在二十世纪后十年研究中国先秦历史的特点。最近，夏含夷在北大和武大介绍西方汉学近五年的重要成果时，所列举的著作都利用了最新的出土文献材料。例如鲁惟一的《中国上古时期的写作与权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Albany，NY：SUNY Press 1999）。有意思的是，夏含夷在批评了许多西方汉学家的著作不值得读之后，却十分推崇一位华人学者蒲慕州的著作：《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追寻一己之福》，认为这是近年在西方很有影响的一部杰出著作。我很奇怪，问夏含夷为什么要把蒲慕州的书列入西方汉学的系列，他的回答倒也干脆，蒲慕州完全能够按西文的方式写作。 我读过这本书的中文本，后又读了英文本（以下简称《追寻》），此前根本不知道作者，只是觉得这本书眉目清朗、中西互证、论述绵密，大量引用考古材料却不温不火，新见多发前之人覆，文字风格又不太像国内学者的著作。一了解才知道作者早年毕业于台大，是美国常春藤名校布朗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埃及学出身的学者，现任职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是人类学组的负责人，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埃及学的客座教授，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做过大量的埃及和中东地区宗教文化比较研究，所以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宗教现象放到了更广泛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背景下。我记得好像是周谷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进步的标准是要有中国人自己的希腊学、埃及学、印度学的学者。蒲慕州的学术背景使他能够比一般专门只做某一个地区或国家文化研究的学者有了更宏观的眼光。夏含夷在推崇该书时说，蒲慕州有点像夏鼐先生，大概就是指他早先学的是西方和埃及的考古，有良好的西方考古学、宗教学和人类学的训练，又精通中国古典文献，他做中国古史的研究自然就有一种通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