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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汉以前和汉代的所谓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指受过教育的人，也包括官僚阶层有读写能力的人。商和西周时期，鬼神的信仰在上层、下层社会流行，只是双方分别以政治和自身利益为关注点，西周后期出现的道德天命观却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共识，导致了他们与上层社会的信仰分裂，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宗教，他们的宗教信仰介于官方宗教和民间信仰之间，以天人相应的宇宙论形式表现出来。我认为，把“知识分子的宗教”从官方和民间里面划分出来还缺乏足够的材料支持，在当时的社会，知识分子是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从全书来看，对知识分子宗教的阐述也相对要弱一点。作者赞成葛兰言（M. Granet）有关中国古代精英文化生长于民间文化之中，两者有同质性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整体而言，扮演了官方与民间的中介者的角色：他们对民间宗教的批评常常反映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他们对民间信仰的赞同和参与则显示官方祀典与民间信仰之间有某些共通之处”。在“汉代知识分子与民间信仰”一章中，作者对汉代知识分子在宗教活动中的作用有精彩的论述。他指出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民间宗教和信仰起了三方面的作用：批评者、改革者、参与者。 在知识分子眼里，民间信仰缺乏主神崇拜，对各类神灵或者人外力量往往采取拿来主义。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追求个人福祉的最大化。在精英们看来，这种摆脱官方祭祀范围的活动就是“淫祠”，显得低级、愚昧和荒诞。对“淫祠”的批评很容易形成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例如王充。与普通百姓不同的是，知识分子有机会参与朝政。他们完全知道民间信仰很容易“成为某些政治动乱者所据以结合群众以寻求出路的工具”，因此知识分子在改革民间信仰或者扫荡“淫祠”之际，完全是自觉地在充当统治阶级思想的清道夫。应该说这就是为什么以追求个人福祉为主的民间信仰在知识分子记录的文本中被遮蔽的原因之一。正如作者所言，知识分子摧毁“淫祠”的行为，并不表明他们是不相信鬼神的无神论者，他们只是为了整齐思想。也就是韦伯所说的，他们在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寻找“非世俗”的神圣目的做准备，例如董仲舒。这样他们又成为了民间宗教改革的参与者。从这里面，我们差不多可以看到官方的话语权是如何经过精英阶层一步步地整合民间信仰而建立起来的过程。相信传统文献的人，一般对作者的这种宗教分层的划分不以为然。但是我们只要考虑一下为什么大量民间“淫祠”的材料没有保存下来或者被遮蔽的问题，就应该承认古代社会宗教分层的现象应该是存在的。罗泰支持作者的看法，他说道：“新的考古发现不能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当然，中国古代宗教的分层是不是像作者那样划分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蒲慕州的《追寻》一书是海外首先用考古出土的材料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社会宗教问题的重要著作。作者揭橥古代民众不惜制造繁复的数术、崇拜各路神灵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求一己之福，其宗教信仰的利己性与西方、近东等地的文明的宗教没有什么两样，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我认为，这样看还只是表层的问题。中国古代民间宗教的利己性为什么会被遮蔽，民间信仰的多元性为什么被官方和知识分子所厌恶，这才是真正涉及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问题。在官方神圣信仰的旗帜下，知识分子或者是精英集团主动配合官方势力摧毁“淫祠”，建构起了“合理化的”、“理性的”、“神圣的”、“体面的”信仰体系。在他们所记录的文本中也无情删除与“淫祠”有关的一切记载，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以释、道、儒三家为主流意识的假象。其实，以追求个人幸福至上的民间信仰是一条永远奔流的大河，不论是官方的打压还是精英集团的遮蔽，它都会流淌下去。对于百姓们来说，无论是在荒原旷野还是在草莽畎亩，他们始终是要追求个人福祉的，又有多少工夫去理睬官方和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对他们的价值判断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