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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官，而广加传播。曹魏和孙吴都鼓励诸儒注述《孝经》，出现了王肃、韦昭两种优秀的注本。南朝的好几位帝王亲自注释和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亦时时集会讨论《孝经》。梁武帝还创设《孝经》事务的专门官职--置制《孝经》助教。为了普及《孝经》和孝的伦理，学者编出了《孝经图》、《大农孝经》、《正顺孝经》、《女孝经》等书。《孝经》之学成为显学。北朝《孝经》也得到广泛传播。北魏孝文帝下诏，要求侯伏侯可悉陵将《孝经》译成鲜卑语，以便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宣武帝和孝明帝都曾亲自主讲《孝经》。民众纷纷以行孝为荣，成为一种风气。晋李密的《陈情表》，就是他为了孝养祖母，而拒绝朝廷征召的表文。此时，尤为注重对孝道卓著者的表彰。《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南史》、《北史》都辟有专门的《孝义传》、《孝友传》等，记载那些“奉生尽养，送终尽抱，或泣血三年，绝浆七日，思《蓼莪》之慕切，追顾复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诚贯幽显“孝子的事迹。 隋文帝建国伊始，就接受纳言苏威的意见，“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将《孝经》立于国学，颁行天下，要求官民诵读。炀帝也下诏言：“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 唐代从高祖李渊起，就卖力地提倡《孝经》，宣扬孝道。高祖下诏称：“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唐太宗亲自到太学听经师孔颖达讲《孝经》。高宗下令，以《道德经》和《孝经》为上经，作为贡举者的必修之课。唐玄宗两次注释《孝经》，亲书刊石，且于天宝三年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申劝课焉”。唐代科举考试中设童子科，规定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与官，通七经者与出身。自此以后，《孝经》更加广为流传，民间纷纷传抄诵读。连当时僻居西陲的敦煌，学子也大量抄录该书。在敦煌遗书中，我们就捡出26个编号的《孝经》卷子。 宋代自称为“教化有足观者”。宋太祖在征战倥偬之中，还不忘召见太原孝子刘孝忠，予以慰谕。宋太宗曾以草书两次书写《孝经》。淳化三年（992），他见淳化阁碑有其所书《千字文》，就说：“《千字文》非垂世立教之言。《孝经》百行之本，朕当躬书勒之碑阴。”遂赐所书《孝经》刻于淳化秘阁碑阴。宋真宗亲自作《孝经诗》三章，与群臣唱和。宋仁宗召集辅臣到崇政殿观讲《孝经》。南宋高宗亲书《孝经》赐给大臣，刻于金石，颁于天下州学。当时，有的孝子为父母报仇而杀人，朝廷竟“壮而释之”；有的子女愚蠢地割股挖肝掏眼为父母“治病”，竟“咸见褒赏”；有的家族数百千余口人同居，朝廷为之免去徭赋。为表现其孝心，人们已无所不用其极。 辽、金、西夏、元等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无不以提倡孝道作为其治国之本。西夏帝元昊以亲自创制的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孝经》，供国人阅读。金朝有以女真文翻译的《国语孝经》，国学刊刻唐玄宗注《孝经》，颁发各级学校。金章宗言：“孝义之人，素行已备，虽有希觊犹不失为行善。”认为不必计较孝子的品行缺陷。元世祖颁定国子学学制，规定“凡读书，必先《孝经》、《论语》、《孟子》……”。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中书右丞相孛罗铁木儿译成《蒙古字孝经》，进献，受到褒奖。据传为郭守敬之弟郭守正所编的《二十四孝》一书，选取自虞舜至宋朱寿昌等二十四人的孝行事迹为书，流传甚广。 《孝经》在明代受到更大的重视。明太祖称《孝经》是“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垂万世”，下诏各地荐举孝弟力田之士，令府州县正官以礼遣送孝廉士至京师，但严格禁止“割股卧冰”等有伤身体的行为。明朝各皇帝几乎每年都旌奖孝义之家。清朝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孝行，推崇《孝经》。清世祖、圣祖和世宗皆亲自注释《孝经》。清朝规定书院“读书之法，经为主，史副之。四书本经、《孝经》，此童而习之者”。清初科举乡试和会试都有朝考疏，其内容为诏、诰、表、判与《孝经》、性理论等。其经解一门，亦以《易》、《诗》、《书》、《孝经》等十三经为题。国子监之书籍有康熙帝钦定《孝经衍义》，又有雍正帝《御纂孝经》书版，随时刷印供教学之用。对地方上发现的孝子，清帝或为之立孝子坊，或诏令入祀忠孝祠，或将其事迹载入史志。 孝道和《孝经》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已如上所述。一方面，它是统治者欺骗民众的精神枷锁，用以巩固其统治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它以尊老敬老为核心，以稳定家庭和社会为目标，经过两千多年的提倡和传播，已经沉淀为我们民族道德观念和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现代物质文明的今天，精神文明的建设已经摆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孝经》及其所提倡的孝道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