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 黄亚洲 著 天地出版社 
    
    黄亚洲，诗人、作家。现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诗刊》编委。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十六大代表、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出版各类文学专著30余部，有长篇小说《建党伟业》《雷锋》等。
    编者按：
    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
    嘉兴南湖的“红船”曾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2005年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首倡“红船精神”，指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并明确其内涵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为解读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首倡的“红船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著名作家黄亚洲历时数年创作、修订完成了这部展现中共孕育、初创、挫折、寻路伟大建党历程的长篇小说——《红船》。
    随着《红船》在气势磅礴的中共党史中昂扬前进，也便有了“红船精神”的激越交响。“红船精神”是对近代中华民族苦难与辉煌的回应和升华。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她的每个成员来说，都需要时时回望这个政党诞生的最初历史，“红船精神”因此历久弥新。《红船》中共产党人的忧患、奋斗、责任、担当，通过一场场历史剧幕、一个个鲜活形象，让我们不断地触摸、体验、感受、领悟。面对新的历史，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红船》是一面镜子，给了我们很多感悟，也带给我们更多思考。红船不单单穿越了历史风雨，更成为伟大的象征与精神的丰碑。
    问：纪念长征70周年，您完成了《行吟长征路》；建党70周年前夕，您创作了电视剧本《开天辟地》；纪念建党80周年，您创作了《日出东方》；建党90周年，您推出了《建党伟业》；今年是纪念建党95周年，您将改编版长篇小说《红船》呈现给广大读者。您写作革命历史题材并非偶然，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过去的那段历史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请谈谈您的创作经历。
    答：我在念中学时，就对历史感兴趣。三十年前，我在浙江省嘉兴市担任作协主席，又兼任省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所以自然地择取了电影《开天辟地》的题材，这也可以说是“题材选择了作家”。我开始研究身边这个值得探讨的创作题材，越研究兴趣越浓，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包括写长征的诗集《行吟长征路》也是一样，因为当了中国作协“重访长征路”第二团的团长，走了一路，所以有感而发，写了一路的诗作。我在南湖边，每每看到湖中那条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红船，却找不到一部有关红船启航的文学剧本时，便会情不自禁心生感慨，次数多了，就自然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一定要写一个关于红船启航的剧本，这毕竟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件大事，“红船”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逻辑起点。
    问：您担任编剧的电影《开天辟地》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这部厚达633页的小说《红船》中既有大容量的史学价值，又呈现了高水准的艺术追求，更是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细节化、形象化了，应该说是您对《开天辟地》的深化和延伸，您是如何对1919年到1928年这十个春秋的中国革命史进行文学把握的呢？
    答：当然，宏观上，要对这十年的中国革命史做一个梳理，这是前提。每个人的梳理会有不同，我尽我的理解与努力。取舍无疑是最重要的，史料浩如烟海，从中择取，并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典型化处理，也是我考虑的重要方面。在史料择取中，由于年代久远，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回忆有差别，哪怕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件事情的回忆，也不尽相同。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更注重当事人最前面的一次回忆，相对来说，越接近事件发生时的回忆越准确。对于党史上有争论的部分，我会仔细琢磨坚持这种意见的有几家，坚持那种意见的有几家。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择取。
    问：“红船精神”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属于未来。《红船》对于当下的青年一代来说，有哪些启迪作用？您是如何理解“红船精神”所蕴含的深厚思想内涵和深刻现实寓意的？
    答：红船精神就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和呈现的？大家都可以想想，这“首创、奋斗、奉献”六个字，在当今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首创”，各个领域都是当务之急。现在不是首创精神多了，而是大大不够。许多关乎“摸着石头过河”与国计民生的难题，需要寻求突破。所以，继续发扬红船毅然启航“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仍旧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现在各方面都有鼓舞人心的战绩，你看，反腐败与纠正“四风”，就获得了人民的广泛支持，是不是？创新精神，那就太需要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实都需要拉响启航的汽笛，才能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变革，所以我们强调攻坚克难。我对于中国这条大船未来的航路，还是抱有莫大的信心。您所谓的“深刻现实寓意”，其实就在这个方面。
    问：您的每一部长篇都是大题材，在大题材与作品中的众多人物之间，您是如何驾驭的？
    答：杰出人物在本质上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才有可能杰出。因此我总觉得不要把杰出人物都放在神坛上，何况，这毕竟是小说，更不能拿腔拿调。我做了一些探索，但是还远远不够，以后再改。
    问：《红船》中不仅有建党方略的横空出世，还描写了嘉兴南湖会议当天游船上“女管家”王会悟订来的一桌风味饭菜。您对于小说技巧的把握、语言的精致以及讲故事的能力都让人佩服。您的写作素材又是怎样获知的？
    答：写作素材主要来自于史料。要阅读，在阅读中掌握。掌握的要点是体会。当然，还要加以适当而传神的表达，这也是一个作家体现他风格的过程。我不是讲故事的高手，高手讲故事还要好。
    问：“‘红船’在风雨如磐中启航，冲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等险滩，经过大浪淘沙的洗礼，载着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抵达了井冈山，革命前途幡然一变而开阔，充满了生机与希望。”阅读您的作品时，形象感、画面感十分强烈，您擅长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使用影视艺术的表现手法，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答：是的。我写小说，同时也是一位编剧，所以重视场景与对话。这也许不是小说的一种好风格，但偏是我的喜好，也没有他法。或许有些读者就喜欢这样的风格也说不定，比较轻松，不累。在眼下这个惜时如金的时代，阅读的轻松很重要。
    问：但凡写作者，总希望突破。您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吧？每次动笔之前，您会在哪方面着力更多？
    答：重点是思想突破。尤其是党史、革命史题材，人们的认识在时时加深，对史料的研判也在不断深化，作为小说作者，要注意这些变化，并且作出自己的判断。譬如对于书中一些人物的描写，我在不同的阶段就有不同的认知。
    问：回顾四十余年的写作，您愿意对自己作何评价？
    答：写诗还有基础，编剧差强人意，小说更差。总之，套用一句话：还在路上。虽然年纪大了，快走不动了，但还在小步行走，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乐此不疲。
    问：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除此之外您还喜欢什么？
    答：思考与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且是主要的一部分。除了写作，我本人喜欢参与一些文化组织工作，我喜欢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在文学领域里跑步前进，风声呼呼，并且获得他们各自的快乐。
    问：您怎么看待读书与写作的关系？
    答：太有关系了。写作者，必是大量阅读者。但是，读书，不必读得太苦。关于读书问题我曾经在《也说读书》中做出过解答，这便是我对于读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