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作为有32年专业研究经历的人，你对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现状有什么看法？
    陈漱渝：退休后成了“社会闲杂人员”，对学术圈的事情关注不多，谈问题容易以偏概全。前不久，有一位国外的资深汉学家来访，我问他对当下中国鲁迅研究状况的印象，他的回答是：跟上世纪80年代相比，有特色的鲁迅研究成果不多，海外鲁迅研究也相对沉寂。尽管如此，我认为至少有两项工作是必须肯定的：
    一、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全集》的修订版，以及一部与之配套的《鲁迅大词典》。这是鲁迅研究界通力合作的新成果。虽然2005年版的校勘、注释还存在若干问题，对于个别篇的收录也有争议，但跟1981年版《鲁迅全集》相比，新版本校勘更精确，注释更学理化，内容也更完善。这是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承认的。
    二、鲁迅手稿研究。这是鲁迅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比如，上海交通大学于2012年成立了国内首家“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并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研究任务，同时还跟国家图书馆共建“鲁迅手稿文献索引数据库”。上海鲁迅纪念馆出版了鲁迅译《毁灭》的手稿本，国家图书馆出版了《国家图书馆藏鲁迅未刊翻译手稿》，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些工作，必将推动鲁迅研究的持续进展。
    记者：你着重介绍《鲁迅全集》的编著和鲁迅手稿研究的进展，可见你重视作家的文本研究，为什么要强调文本研究呢？
    陈漱渝：手稿呈现的是作家文本的原始形态，而手稿和最后定稿是评价作家创作得失的主要依据。虽然回忆录也有助于对作家的认识，但其可靠性、稳定性远非文本可比。令人遗憾的是，有的研究者为了借题发挥，引用鲁迅回忆录不顾特定的背景和针对性，引用文本不惜断章取义。比如，鲁迅对革命的论述，原本是十分完整的，但有人只引用有利于其论点的那些话，并加以夸大，以吸引人眼球，这种做法不利于我们对鲁迅的科学评价。
    记者：最近有人以鲁迅为原型创作了话剧，剧作者认为，“没听说过历史学家对剧作家的主观成分提出异议，因为历史学家知道，艺术的归艺术，历史的归历史”。你赞同这种看法吗？
    陈漱渝：我不熟悉西方文论，不了解这种说法的出处。即使有，这也是一种戏说历史的理论，没有必要唯马首是瞻。记得歌德说过：伟大的艺术是在限制中表达自由。根据我的了解，在西方，直到18世纪之前，历史仍被视为文学的一个旁支，难分彼此。虽然在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文学创作中，可以为追求更高的真实而进行合理虚构，也可以让情节退居次要地位而宣传某种理念，但都不能不接受作家生平史实的检验。莎士比亚创作历史剧虽然天马行空，但也要参考罗马史，以彰显历史真相和善恶的本来面目。莫洛亚写的《雪莱传》，曾经广受赞誉，但后来发现了雪莱的信件，莫洛亚就宣布要以史实为依据对他书中的某些部分进行修订。
    鲁迅不是神话传说时代的人物，而是距今不足一个世纪的近现代人物，尤其是一个旗帜性的人物，他的著作又几乎家喻户晓，所以在舞台上再现鲁迅的形象就更不能不接受鲁迅文本和生平史实的检验，进行虚构必然会比塑造其他人物受到更多的限制。我认为，在宣传鲁迅方面，作家的自由度跟学者的自由度差不了多少。知识分子有现实关怀和批判意识是好的，在当下也可以发表自己的在场感言，但我不赞成把自己的“魂”附在鲁迅“体”上，代鲁迅立言。
    在我心目中，鲁迅的作品虽然有其现实意义，但他毕竟是一个已经定型的历史人物。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可以见仁见智，但再现他的形象就要有史实依据。鲁迅没讲完的话你想接着说，这是你的自由，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你毕竟还是你。你讲得比鲁迅深刻，鲁迅不必沾你的光；你讲得如有偏颇，鲁迅反而为你所累。有人公开扬言要借鲁迅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这无异于在政治上绑架鲁迅。我不欣赏这种做法。
    记者：你的谈话给我的印象是：要全面了解鲁迅，正确评价鲁迅，必须细读鲁迅文本，但是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普遍感到鲁迅的书难读。
    陈漱渝：记得鲁迅说过，读他的书，首先要知人论世。“论世”，就是要了解鲁迅生活的时代。唯物主义史观充分肯定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时又强调人们都是在既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个人活动必然会受到既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鲁迅的经历固然可以折射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但鲁迅生活的那时代又必然影响到他的思想和活动。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谈到他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前之所以沉默，就是因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晚年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又强调：“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这个“地方”和“时代”就是鲁迅施展聪明才智的人生舞台。他在冷静观察这个舞台的同时，也就找到了最切合自己的人生位置。所以要读鲁迅的书，就必须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的近现代史（包括中国国民党史、中国共产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也包括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和文学史），否则就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鲁迅的人生选择，也不能正确评价鲁迅的历史贡献。
    “知人”就是要了解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任何历史人物都不是孤立的、自在的客体，他必然跟周边世界发生千丝万缕的有机联系，有其独特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人际环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鲁迅当然也有着自己的人际环境。仅根据《鲁迅日记》记载，跟鲁迅交往的各界人士近两千人； 在实际生活中，他交往的同时代人当然绝不止此数。鲁迅临终前曾经感叹：“我这个人社会关系太复杂了。”正是鲁迅跟他同时代人的这种交往，形成了一个色彩纷呈的人际网络。忠实再现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类似于写作西方的多传主传记（group biography），不仅能通过比较和鉴别充分显示鲁迅的文化个性，而且能呈现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生态，对当时的文化思潮和文坛状况进行一种独特观照和深度研究。
    读鲁迅的书，要讲求细读。经典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相当的阅读难度。这不仅是因为时代久远造成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间离，而且因为经典作品往往具有一种混沌参杂多义之美，正所谓一百个读者心中会产生一百个哈姆雷特。当今的流行文化往往是快餐文化，它使读者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容易接受那种浅表的、轻松的，可以逃离现实而沉湎于梦幻中的作品。其实艰难正是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遇到阅读障碍，而后调动智力、想象力和全部情感，使阅读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正是阅读经典的乐趣之所在。
    读鲁迅的书，还要发扬鲁迅提倡的“韧”的精神，即持之以恒，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古人有一种“日课”读书法，即规定每日阅读量，既不贪多，也不懈怠。古人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就是这个道理。
    读鲁迅的书，还必然牵涉一个立场和感情的问题。近几十年来，“立场”这个词我们越来越感到陌生了，似乎强调立场就容易跟极左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只要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人们观察问题、表达情绪、发表意见，就不能不受到不同利益关系的制约。鲁迅是一位平民思想家，他一贯站在中国平民百姓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判断是非，决定爱憎，进行取舍。我们跟鲁迅站在同一立场，就会跟鲁迅一样燃起希望，跟鲁迅一起感到悲哀，跟鲁迅一同挣扎，一同战斗。很难想象，一个跟鲁迅价值观不同的人，一个对鲁迅作品没有感情的人，会成为鲁迅的忠实读者和卓有成就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