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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志怪·物语》就是这样，灵活运用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对印度、中国、日本三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进行了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上的研究。在“浸润篇”中，作者通过对《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江谈抄》等几部重要作品的分析，考察了中国志怪小说在当时日本的传播情况；“溯游篇”则以平行研究的主题学的方法，对几个共同的主题、母题和题材——如弃老、蛇婚、乱宫的母题、复仇主题、龟报故事——出发，进行了比较研究；“渊海篇”则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梳理了中国经史叙事文学对日本物语文学的浸润与影响，乃至对日本近代作家创作的启发。总之，《佛典·志怪·物语》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中迄今为止的仅有的一部将亚洲三国文学文学打通、进行多角度比较研究的著作。无论在选题方法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将对后学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995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王晓平教授和日本的中西进教授合著的《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对谈录》以日本的《万叶集》和中国的《诗经》为谈论的中心，围绕“自然意象”问题，从月亮、星辰、花草、树木、鸟儿等自然意象为切入点，进行了多方面微观的分析和比较。作为《万叶集》研究权威的中西进，和作为《诗经》研究专家的王晓平，凭借对作品的熟知和比较文学的广阔视野，在“对谈”中知微见著，相互阐发、取得了珠联璧合的效果。“对谈”这种方式在中国的学术界还不太流行，但在日本和西方，则是常见的一种著作形式。而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不同国家学者的“对谈”本身，就富有强烈的跨文化对话的意味，因而也最能体现“比较文学”的目的和宗旨。 在中日传统小说的比较研究方面，南开大学教授李树果的《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一书是独占螯头的大作，凡三十二万字。李树果多年从事日本和歌、俳句、戏曲、小说的研究，在日本古典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期刊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他还倾数年之功，将日本读本小说的代表作《南总里见八犬传》（简称《八犬传》）翻译成中文出版，因而对日本读本小说有着切身的体会。《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是李树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所谓“读本”，是日本江户时代流行的，与各种其它的以图画为主的读物相区别的通俗小说。读本中的很多作品，在故事情节、框架结果、人物设置等方面，模仿和改编中国小说，对这种模仿与改编，日本人称为“翻案”，李树果称为“翻改”。对此，日本学者已经出版了大量的成果，研究读本小说与中国小说的关系，特别是指出读本小说的“出典”，即它是哪部中国小说的“翻案”。李树果的这部书，吸收和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将那些成果加以概括和简化，以中国学者所擅长的精练，将读本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清晰明了地揭示出来。他指出：尽管日本读本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千头万绪，但归根溯源，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部书。一是《剪灯新话》（包括《余话》）的影响，从而使日本产生了翻改小说，为读本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方法。二是‘三言’，通过翻改‘三言’便产生了日本前期读本。三是《水浒传》，通过翻改《水浒传》便产生了日本后期读本。[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