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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共同融合而产生的文学形态，不是一种“舶来文化”，而是日本民族的文学，是表现日本民族心态的民族文学。[1] 这种理论概括，来源于作者的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实践，同时，又反过来成为作者研究分析具体问题的理论总纲。如作者在第一章中论述日本的“记纪神话”时指出：“记纪神话”中的“高天原”（天上界）、“苇原中国”（地上界）和“黄泉国”这三层宇宙模式，以及内含的诸种观念，是在通古斯人的萨满教、中国汉族的古典哲学，和经由中国、朝鲜传入的印度佛教等多种观念的混合影响下形成的。又如，日本和歌的基本形式特征是“五七调”，这是和歌的民族形式的根本特征。严绍璗在本书第二章《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通过大量的具体作品的分析，认为原始形态的和歌（“记纪”神话中的歌谣）是不具备“五七音音律数”的，而是从三个音到九个音，参差不齐，诗行也是奇数与偶数并存。而汉诗在日本的流传，日本人大量的写作汉诗，对和歌韵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并推断“和歌形态发展中的韵律化和短歌的定型，在很大程度上是模拟了中国歌骚体及乐府体歌诗中内含的节奏韵律。在第四章《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中，作者认为，在日本古代神话到“物语”小说的形成期的这一过程中，还经历了一个以古汉文小说的创作为主要内容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以《浦岛子传》为代表，在小说的题材、构思与创作手法诸方面，都从中国文学，特别是从六朝小说与唐代传奇中吸取了诸多的营养；这种早于“物语”小说而产生的以中国文学为模拟对象的汉文的翻案作品，为此后的“物语”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作者还详细分析了日本“物语”文学的鼻祖《竹取物语》所受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并总结了三个要点。第一，《竹取物语》全面接受了中国汉民族自秦汉以来关于“仙人”的观念，将原来的“月神”改为“月宫”，作为仙人们的生活之所，这一观念成为全篇小说构思的基础；第二，《竹取物语》接受了中国汉代方士们所编造的“嫦娥”的形象，并把她改造为美貌无瑕的日本式女子，作为全书的主人公；第三，《竹取物语》采用了中国嫦娥神话中的“不死之药”的情节，并把它与作为日本国象征的富士山连接起来，构成故事的结尾。……严绍璗在这些研究中充分吸收和消化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在使用丰富的文献材料支持学术结论方面，在立论点的明确性和深入性方面，就超出了此前的研究。 严绍璗在古代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有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他在后来提出的“原典性的实证研究”方法（《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可视为他的研究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实证”的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运用非常普遍、历史也很久远。但在人文科学研究这种主观性、人文性很强的“软性”学科中如何运用“实证”方法，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严绍璗认为，“原典性实证研究”是一个可以操作的系统，它由四个层面构成：第一，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第二，原典材料的确实性 第三，实证的二重性；第四，双边（或多边）文化氛围的实证性。这里强调的是以原始典籍为证的追根究底、正本溯源的研究。而这一点，恐怕是来自作者文学研究中的深切体验。严绍璗是我国比较文学界并不多见的具有深厚文献学功底的学者。1980年他出版了《日本的中国学家》，在此基础上1992年他出版了《日本中国学史》。近年又推出《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日藏汉籍善本目录》等文献学、或以文献学见长的成果。文献学的功力体现在他的中日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为材料的尽量的丰富和完备，一切都从文献资料和作品文本的分析出发，决不发大而无当的空论和宏论。同时，读者阅读他的著作的时候，也没有被淹没在材料中的那种沉闷感，因为作者以自己明确的学术思想将材料有机统一起来了。这种学术思想，还不仅是方法论层面上的，而且时常体现为高远的文化哲学的视点。他在《文化的传递和不正确理解的形态》（《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一文中，引用并强调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提出的“历史是事实的描述，亦是事实的本身”的论断，和马克思提出的，在文化传递中“不正确理解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的阶段上，是适合于普遍使用的形式”的论断，指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者“面临着一个更艰巨的工作，那就是在‘不正确的理解’中，通过文化传递的轨迹，从各种‘变异形态’的文化中，来复原‘事实的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