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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近代文学关系史稿》所涉及的“近代”大体上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年的半个多世纪，在日本是指从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后期到整个明治年间，在中国则是指从鸦片战争前夕到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是中日文学交流较为活跃频繁而又颇为错综复杂的时期。这是日本文人作家的汉文学教养空前普及和提高、中国文学的影响空前多样化、曲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文学转向西洋世界，中国文学的影响逐渐式微的时期。另一方面，长期充当日本文学之“先生”角色的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里却逐渐转变了角色，开始以“学生”的姿态学习和借鉴日本文学。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关系史稿》准确地展现了近代中日文学关系的这一历史趋势和历史面貌。全书共有二十章，每章均以一个专题的方式，集中论述中日近代文学关系中的某一重要课题。它以传播与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体现出扎实严谨的文献学功底，对中日文学双向交流的线索、途径和方式，做了清晰的描绘。由于作者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和运用材料，在影响的描述和考辩中，时有画龙点睛的理论分析，表现出作者的识见。因此，这不是死板的、堆砌材料的传播与影响研究，而是将文献资料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传播与影响研究，为比较文学的传播与影响研究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当然，这部著作也有不足的地方。由于涉及的问题点较多，有些问题在有限的篇幅内难以充分地展开和深化；另外，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它没有在书后列出“参考文献”。日本学术界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的著作有很多，在本书中有哪些内容是借鉴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哪些是作者自己的超越和独创，光有脚注还不够，还应该通过“参考文献”加以清理和说明。 1990年，王晓平的《佛典·志怪·物语》出版。这部书以印度的佛典、中国的志怪、日本的物语为切入点，将亚洲三国的古典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纳入比较研究的范围。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研究领域。历史上，中国的志怪小说受到印度佛经的影响，而汉译佛经、中国志怪又对日本物语文学产生了影响，可以说，佛典、志怪、物语是印度、中国和日本文学交流的三个基本点，并且三点连成一线。王晓平在这三点一线上展开研究，表现出相当大的选题智慧。全书分为“导论篇”、“浸润篇”、“溯游篇”、“渊海篇”共四个部分。在“引言”中，王晓平写道： 佛典、志怪、物语三者的比较研究，既要找出和证明其间影响的存在，更要深入到中古时代艺术理解和评价诸问题中去。志怪和物语在接受佛教故事的构思时，绝不是原封不动地挪用移植其中的全部因素，即便是抄袭式的“照搬”或直译式地转述，思想内容也有某种扩展或重新限定。接受者的联想指向也在发生位移。中国人并没有全盘接受印度人无拘无束、漫无边际的幻想方式，日本人也是尽量脱去中国小说中文人想象的庄重拘谨气氛，来发展自己的想象体系的。通过对一系列问题（接受者保存了哪些，扬弃了哪些，原始材料为何与如何被吸收和同化，接受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的探讨，将会增加我们的文学史知识，增进我们对早期小说创作过程的了解和对作品的艺术理解；对那些并没有谁影响过谁这种关系的异国作品进行主题的分类与剖析，将其放在国际文化交流的氛围中作整体观察，则更会有助于对三国文学的倾向性、文学传统的探讨。[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