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有其局限性。《“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尽可能收集和利用了国家图书馆等中国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战争时期的日文资料，尽管从文献学角度看仍嫌不够全面和不够充分，但毕竟达到了能够用材料说明问题的程度。全书对日本侵华文学的来龙去脉和本来面目做了较完整的揭示，并做了分析和批判。内容涉及到：日本文坛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形成之间的关系，“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对华侵略与日本文学，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与所谓“大陆开拓文学”，日本殖民作家的所谓“满洲文学”，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笔部队”的组成和活动，有关侵华文学的典型作家作品、典型文学样式的剖析，对四十年代初日本召集的三次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历史资料的展示与分析，对日本在侵华时期到底有没有“反战文学”进行了澄清和辨析，对日本战后文坛对待侵华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分析，等等。这部书将中国人特有的立场与学术研究所要求的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将文学研究与侵华战争史研究结合起来，为读者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史实，填补了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在中日现代戏剧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袁国兴教授和黄爱华教授值得注意。 袁国兴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话剧的孕育和生成》先后分别于1993年和2000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繁体字和简体字版本。该博士论文共分七章，约十七万字，对早期话剧的逐步孕育到脱胎而出，对它与西方戏剧、日本戏剧的复杂关系，都做了缜密翔实的论述和研究，既有历史的、纵向的描述，也有断面的横向的剖析。论文分析了西方戏剧信息对中国近代剧坛的初步冲击，论述了日本剧坛在中西戏剧中的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分析了根据日本作家德富芦话的小说改编的戏剧《不如归》作为“家庭戏”在中国引起的巨大反响，指出了在日本和西方戏剧的启发下，中国早期话剧在编剧、表演艺术、舞台艺术诸方面的发生的观念变化和艺术转型。在袁国兴之前，关于中国早期话剧的系统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袁国兴的研究荜路蓝缕，具有拓荒的性质。迄今为止，人们关于早期话剧及其与日本戏剧关联的全面系统的知识，主要是由袁国兴博士提供的。继袁国兴之后，另一位专攻现代戏剧的博士、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黄爱华女士的博士论文，将这个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深化了。她的博士论文《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1993年通过答辩。在此之前，她曾将博士论文的有关章节，作为单篇论文予以发表。到2001年，博士论文全文由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全书二十八万字。作者自述全书的宗旨是“从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特别是与日本新派剧、新剧的关系入手，追寻中国早期话剧接受日本、特别是新派剧、新剧影响的历史足迹，明确它们之间的‘事实联系’，努力解答中国早期话剧人在日本国土上做了什么，接受过哪些影响，怎样接受，以及接受的效果如何等等，也对中国戏剧现代化初期借鉴西方戏剧的曲折历程做一明晰的剖析探讨，并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戏剧发展提供借鉴作用。”全书以中国早期话剧的四个重要的社团——春柳社、春阳社、进化团、光黄新剧社——为重心，对它们与日本新派剧、新剧的关系做了梳理，特别是对春柳社、开明社与光黄新剧同志社以“中华木铎新剧”的名义在日本的几次公演活动及其当时中日两国的相关报道，做了细致的资料梳理、考证辨析和索隐钩沉。并进一步确证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早期话剧最初不是由西方输入，而是与日本新派剧之间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中国的“文明新戏”来源于日本的新派剧，同时也接受了日本新剧的影响，日本新派剧和新剧同时综合性地影响了中国早期话剧。作者还指出，一方面日本近代戏剧在中西戏剧之间的中介作用，但另一方面，无论是日本新派剧、还是日本新剧，都不等于西方式的话剧，从而在中国早期话剧的日本影响中，留下了鲜明的日本戏剧文化的烙印。全书体现出了作者扎实、细密的研究风格。可以说，黄爱华博士的这本著作和上述的袁国兴博士的著作的问世，使得中国早期话剧及其与外来戏剧的关系这个学术研究的“撂荒地”不再荒芜，而成为播种与收获的沃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