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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1918年，周作人发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开中日文学比较之先河。此后，傅彦长发表《日本留学生与日本文学》（1919）、夏丏尊发表《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1926）等文章，对中日文学之间的相关性和连带性有所论述。但一直到7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严格意义上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很少，中日文学的比较研究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8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的繁荣，随着比较文学学科观念的强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迅速展开，成为中国的文学研究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最繁荣的一个部门。 一、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 从80年代初开始，北京大学的严绍璗教授就较早地开始了中日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陆续发表了《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国外文学》1982年第2期）、《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1985年，发表《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等。到了1987年，严绍璗的专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问世。这是作者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研究中的集大成，也是他的代表作。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虽谦称“史稿”，但却有十分明确的学术思想、强烈的学术个性贯穿全书，而不单是史料的爬梳和整理。从书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来看，作者并不试图描绘出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的全部图景，而只是选取若干重要的领域和课题，进行以点代面式的个案研究。全书共有八章，依次研究中日神话的关联、日本古代短歌中的汉文学形态、上古时代中国人的日本知识与日本文学的西渐、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国韵文史的地位与意义、中世时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繁荣与中国文学的影响，中世近世日本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地位、明清俗语文学的东渐和日本江户时代小说的繁荣，共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日文学关系中的重大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严绍璗提出了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基本性质和民族特征的看法。认为日本古代文学是“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此前，严绍璗在有关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文章中，就提出了日本文化的本质是“变异体文化”的观点。“变异体文学”显然是“变异体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严绍璗在文学研究中对“变异体文化”的进一步阐述和论证。在日本文化研究及中日比较文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强调了日本文化善于吸收消化和改造外来文化这一事实。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认为日本文学为“杂种文化”，其特点是日本文化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达到了难分难解的程度。严绍璗的“变异体”的提法，是在中日比较文学领域中将日本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这一特征更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和深刻化了。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 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如果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变异”就使新生命、新形态产生。文学的“变异”，一般说来，就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化为父本，它们相互汇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正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性质的延续和继承，并在高一层次上获得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