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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非更加)值得重视的是，甲谷想象山口那些“被革命赶出自己祖国”的俄国女人由尸体的白骨所豢养的部分，也删掉了。其他国家的革命正喂养着山口的人骨生意，使他能同时喂养五名俄罗斯贵族情妇。这呼应了第四章出现的下列文字，如前所述：“一具尸体能养活七个俄罗斯女人，七个啊！还是俄罗斯贵族呢！”小说对山口的亚洲主义者刻画——穿着老鼠形成的“盔甲”、利用白骨生意剥削饱受内战创伤的俄国女人却扬扬得意——的确是对日本亚洲主义的一大控诉：从他国的痛苦中牟利。为什么一九三五年版中，横光会删掉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整个图像呢？ 可能是因为横光修订的时间点接近一九三七年爆发的中日战争，有必要减少小说中对此议题模棱两可的描述，以表明对日本大东亚政策的全力支持。或许只是因为横光想让这一幕更简洁，以便与全面修订的版本同步。无论横光是为了什么原因删掉这一幕，更重要的是，亚洲主义者/食腐肉者的象征符号，竟存在于他原本的小说概念中。事实上，如果我们探讨处理人骨的“写实”层面，利用老鼠来清理骨头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这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且老鼠不仅吃肉，也吃易碎的小骨头。处理人骨的标准程序，是在骨头煮过之后，去除附在骨头上的肌肉(83)。老鼠盔甲这幕，无疑是横光自己想象出来的。我们应该问的是：食腐肉者的象征，是否代表了横光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期间首次创作《上海》时，对日本大东亚政策并非全心全意地热烈支持？面对当时针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他是否有任何疑虑？难道他在之后改变了态度，因而一九三五年的修订版，变成全力支持大东亚政策？或者只是因为他不得不证明他是全力支持？ 作家的战争责任问题，撕裂了战后的日本文坛。左翼的《新日本文学》是新日本文学会的机关杂志，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号发表了小田切秀雄的文章，题为《追究文学中之战争责任》(文学におけゐ戦争責任の追求)。同年三月二十九日该会的创会典礼中，认定二十五位著名作家应负战争责任罪，此文指控横光利一是其中之一(84)。文章提到： 文人本应是人民的灵魂，反而变成侵略政权的传声筒，将人民推入战争。利用欺骗、谄媚的手段，他们成为统治者无耻的附庸……(85) 文章中，被列有罪的作家包括菊池宽、小林秀雄、林房雄、武者小路实笃、中川与一、佐藤春夫等人，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高知名度的作家。 作家在战时的突然转向，是个复杂的问题。日本殖民扩张快速成长的一九三○、一九四○年代，横光当然并非如此大转向的唯一作家。白桦派领袖之一的武者小路实笃，可举为另一重要例证。他原本反战、反国家体制，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剧作《一个青年的梦》(ぁゐ为青年の夢)，于一九一九年由鲁迅译成中文，启发了许多中日无政府主义者(86)。受到托尔斯泰无产阶级乌托邦社会理念的影响，武者小路于一九一八年在宫崎县的日向市建立“新村”(新しき村)，是个农场公社，所有成员共同参与日常劳动及文化创造。公社的劳力分工以个人性向及互助为基础，目的是确保个人的独立自由。他认为，一旦这种生活方式普及化，将彻底改造国家、免除战争(87)。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撰写《日本的新村》一文，把此理想引进中国，并广泛引述武者小路的文章《新村的生活》(新しき村の生活)(88)。毛泽东成为共产党员之前，读了周作人的文章，并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发表文章响应，主张在湖南建造一个新村(89)。虽然该计划没有付诸实现，日后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人民公社，未始不是奠基于新村的构想。以上说明的目的是指出，像武者小路这种反国家主义者，竟于一九四三年以一篇题为《三笑》(Three Laughs)的剧作来支持日本大东亚战争，委实令人惊讶(90)。“三笑”，日文发音“sanshō”，乃“三胜”之双关语，意味日本在陆、海、空的全面胜利。 《三笑》写作时间，是紧接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东京大东亚文学会第二次会议之后。这场会议是由文学报国会——情报局羽翼下的一个团体——所召开。成立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文学报国会，目的在“集结全日本文学家之总力，确立表现皇国之理想与传统的日本文学，配合皇道文化之宣扬。”(91)在撰写《三笑》的过程中，身为该会戏剧文学组首席的武者小路，充分传达了“八纮一宇”的精神，这是太平洋战争时大东亚共荣圈的主要口号。东亚共荣圈的目的是，在日本的领导下组织东亚各国，共同站在统一阵线与西方势力抗衡。《三笑》第三幕中，驼背艺术家中野对盲眼诗人中村说道： 事实上，如果亚洲不起来团结合作，将在全球生存竞争中落败。相反地，如果亚洲整体合而为一，将成为举世最强大的国家。因此。英美都对此心生恐惧。正因为他们的恐惧，我们必须履行这个理想。(92) 既然横光利一原本将亚洲主义者山口刻画为食腐肉者、藉角色的塑造批判亚洲主义，既然武者小路在写《一个青年的梦》时，曾是反战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在认定他们背负了战争罪责之前，难道不该假设他们可能无辜吗？也许在大东亚共荣运动期间，作家不得不合作。也许潜意识里，他们内化了日本军事扩张的各种宣传手法与热忱。他们屈从于亚洲主义的论调，究竟是出于自由意志、骄傲或恐惧？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有如询问一名教徒为何选择为上帝殉身一样。我们永远无法评估国家权力会扭曲人性到什么地步，在爱国的名义下、会产生多么可怕的集体罪行。或许，正如鹤见俊辅所说，作为日本思想史中的研究课题，转向这个术语暗指“自愿”转向的个人所承受之“屈辱”： 确实，由于“转向”这个词汇主要代表主导转向的体制权力观点，对牵连其中的个人而言，往往带着一种屈辱，尽管他们是出于自愿的(自発的)。(93) 假设横光在转向日本帝国主义论调时，情不自禁地感到“屈辱”，他是否试图在《上海》中，假借山口、参木及阿杉等人物披露帝国主义的缺失，以澄清自己态度的转向？身为面对体制权力的知识分子，无论他或当时其他日本作家的良知，均有如黑暗之心，永远无法完全摊在阳光下。不过，即使横光不能直接对抗意识形态，至少在艺术的领域，以微妙的创造性转化质疑了意识形态的正当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