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佐藤春夫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和中国渊源颇深的一位作家，自称是“中国趣味爱好者”的“最后一人”。纪行文《南方纪行》根据其1920年7月在厦门、漳州的旅行经历而作。文中用侦探小说中令人恐惧不安的怪异氛围来形容厦门，并将高唱革命口号的陈炯明建设的漳州视作“赝品”。作者身处众多的中国人中间，有较为强烈的身为“异邦人”的疏离感，只能从自己向往的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风物中寻求安慰。而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又是通过西方文化的理论方法进行，并由此来发现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能不说这种向往中隐藏着作为先行文明开化国家国民的优越意识。归根结底，“中国趣味爱好者”的中国书写仍然是在同时代日本对中国认识的框架中进行的。
    关键词：佐藤春夫/《南方纪行》/厦门/中国趣味
    作者简介：高洁，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佐藤春夫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和中国渊源颇深的一位作家。在佐藤春夫崭露头角成为文坛新星的大正时代，出于对明治时期一味追求文明开化、学习西方的反动，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关注中国这个邻国，“中国趣味”一词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佐藤春夫自称是“中国趣味爱好者”的“最后一人”，“全部著作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左右都与中国有关。”①[1：179-180]在同辈作家中，“是自己最先提出大陆旅行的必要性和趣味性，先有谷崎，后是芥川，二人的中国之行皆出于自己的提议。”②[1：182]佐藤春夫本人曾4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与其他作家多沿京汉铁路及长江航道游历不同，佐藤春夫于1920年7月在厦门、漳州逗留了两个星期左右，这是佐藤春夫第一次中国之旅。根据这段经历，佐藤春夫撰写了《南方纪行》，1922年4月由新潮社出版。
    此次厦门之行，其实是佐藤春夫台湾之行的一部分。1920年暮春时节，佐藤春夫由于情场失意，③陷入严重的神经衰弱，回乡疗养。在故乡和歌山县新宫，佐藤偶遇为筹措医院的建设费用返乡的中学同学东熙市。东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开设牙科诊所，劝说佐藤春夫随自己一起去台湾散心。6月底，佐藤春夫跟随东来到台湾，一直到10月份才返回日本。佐藤春夫此次台湾之行的日程基本由当时担任台北博物馆代理馆长的森丙午制定，森建议佐藤可以顺便到台湾对岸的厦门游览，而当时东熙市家里的学徒郑某正好是厦门人，于是佐藤春夫在1920年7月下旬赴厦门游览，两个星期左右后，于8月中旬返回台湾。
    《南方纪行》的中国书写，代表着佐藤春夫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这种印象之中明显带有同时代日本人对于中国认识的重新体验(nacherleben)的因素，同时又加入了作家个人的“中国趣味”。
    一、中国人印象
    “厦门印象”④一章记录了佐藤春夫自高雄出发上船及初到厦门后，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个中国人形象，其中占据篇幅最多的是在船上遇见的台湾青年陈。“这个台湾青年二十四五岁，船上的台湾人很多，唯独他如此醒目是因为他的打扮。”[2：14]⑤陈姓青年过膝的马靴、西部牛仔式的帽子、绿色镜片的大眼镜，“就像侦探小说中出现的令人不安、形迹可疑的人物。”[2：14]在厦门期间，由于同行的郑和陈相识，“我”从郑那里了解到陈躲在旅馆房间里抽鸦片、整日留宿在私娼处。陈自称是“做大米生意”的[2：14]，但是他如何做这个正经营生，“我”却没有看到。
    到达厦门后，在去旅馆的路上，“我”注意到一位坐在轿子里的洋装绅士，“清瘦的风貌有些学者气质，斑驳的胡须、气宇轩昂的鼻子颇有特色。”[2：16]这位气度不凡的绅士正巧和“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看见他在我房间窗下的露台上若无其事地小便”，“令我颇为震惊”[2：18]。形迹可疑的陈沉迷于鸦片和私娼尚能理解，气度不凡的学者绅士也完全无视卫生规范，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初到厦门，“我”眼中的这些中国人习俗成为“我”厦门印象中最为浓重的一笔。
    而作者对厦门的这一印象，准确地说是对于在厦门遇见的中国人的印象，正是同时代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共识。早在1897年，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初，日本的当政者们就担心，“中国人的风俗中诸如鸦片、赌博、淫秽、不洁、破廉耻等会传染给国人。”[3：176]在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形成的蔑视中国的风气之中，中国人的“陋习”被夸张放大后，反过来又为蔑视中国的风气提供了依据。带着这种认识来到中国的日本人不知不觉间经历了一个对此重新体验的过程，更加深信不疑。
    着眼于中国人“陋习”的作者在与中国上层社会的名门望族交往时，亦是如此。“鹭江月明”一章记录了作者跟随名门公子夜游的情形，这位名门公子是林季商的长子林正熊。林季商即林资铿，字季商，出身台湾名门雾峰林家，其曾祖父林定邦、祖父林文察、父亲林朝栋皆为一代名将。1913年，林资铿遵父亲遗嘱，将雾峰林家家主地位交由其顶厝家系族叔后，举家迁居厦门，成为台湾人中第一个加入“中华民国”国籍者。1918年孙中山任命林资铿为闽南军司令，并授予护法军政府陆军少将位衔。后陈炯明奉命率军进入闽南地区，孙中山嘱林资铿直接受陈炯明指挥，并改闽南革命军之名为粤军第二预备队，林资铿仍为司令。⑥这样一位拥有民族气节、积极投入革命的将军之后，自然“是风度翩翩的贵公子”[2：42]，但却夜夜沉醉于烟花酒巷。作为一个外人，“我没有感叹林季商有如此不肖之子，而是对如此名家的美少年如何玩乐充满了兴趣。”[2：42]日本自幕府末年以来，在与西方列强的紧张关系中，一直怀揣着强烈的危机意识，积极“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与此相对照，邻国的中华大邦仍然固守着千年来的封建陋习，沉醉不醒。⑦跟随林正熊夜游的作者体验了中国上层社会“歌舞几时休”的这种现状。“我偷偷看了一眼怀表，已经凌晨三点了！”[2：46]乐为局外人旁观的“我”身处其中时，不能不对其沉溺之深表示惊讶。
    在这样一个旧态依然的中国社会中，也有觉醒的人。在参观华侨陈嘉庚兄弟创办的集美学校时，校医兼中国文学讲师的陈镜衡送“我”的诗中有这样一句：“黑甜吾国愧难醒”。读罢诗句，“我”不禁慨叹：“现今兵火不绝的国情、夜晚街市的小巷里一群群招呼客人的私娼、夹杂在私娼窟间的鸦片馆、路旁放洋片的随便给儿童少年看那些淫猥的图片，苦力们蹲在路旁窄小的空地上用小石子玩着所谓‘行直’的赌博游戏，这些尚且不说，甚至路旁雅致的洋房里，戴着金丝边眼镜、俨然受过教育的年轻女士也在二楼的露台上耀眼的灯光下恬然专注于赌博，目睹了这些之后再来读这句‘黑甜吾国愧难醒’，这诗句出自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播洒新文化种子的集美学校的教师笔下，想来实在所说不虚，一介游子也怜其情真意切。”[2：33]作者意识到中国的国民并非都在沉睡，也有忧国忧民之士，集美学校就是培养这样的新人才之地。在食堂就餐时，“我”看见学生们使用公筷，“中国人一般夹菜的时候都用自己的筷子，这里一定比较注重卫生习惯吧。”[2：31]集美学校要播洒的“新文化的种子”，无疑就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原理和价值观，学生们已经从卫生习惯这一生活习俗开始，积极身体力行。作者感叹集美学校的校舍“比起东京那些莫名其妙的私立大学的校舍要宏伟得多”[2：31]，承认集美学校的确是中国的新气象，但与此同时作者又以审视的目光揣度着建设者的真正意图。对于陈氏兄弟投入巨资修建学校一事，“我”这样评价：“中国人一般吝惜钱财，不肯在公共事业上投入资金，因此不仅在地方上，就是在中国全国，这也是一件稀罕事儿，旅行者们常来此地参观。”[2：29]中国人不愿在公共事业上花费钱财，显然也是作者在日本时的先入观念。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获胜后，日本国民都认为日本的国力优于中国这一点得到了证明，清朝的统治已经如此腐朽不堪，中国的民众却仍泰然处之。于是，中国人只重视个人利益、毫无国家观念之类的论调日盛。⑧“集美学校”一章中“我”详细推算校舍建设所需资金数额，记录招生简章中涉及的学生入学相关费用，以此来判断陈氏兄弟号称投入的150万资金是否可信，显然都是出于对中国人肯在公共教育方面投资建设的怀疑态度。当“我”看见大门对面的墙上悬挂着陈氏兄弟的大幅照片时，马上得出结论：“陈氏兄弟的这个学校和鼓浪屿的富豪为了庆祝花甲大寿从上海请来演员、从广东运来焰火大肆张扬，并无太大分别。”[2：35]带着先入之见参观集美学校的作者，在承认集美学校的教师们已经觉醒、致力于对学生进行新式教育的同时，依然不时流露出对于中国人的不信任感。这说明在日本时的先入观念、同时代日本社会对于近代中国的认识在作者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
    二、中国的前途
    中国的未来究竟会如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能否就此顺利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呢？作为邻国的日本人，《南方纪行》的作者对于各种试图改造中国的革命运动表现出关切，但又对其前景并不看好。而这也是同时代日本人对于近代中国的一种普遍认识。1920年的中国，虽然北洋政府名义上统治着全国，但是各地军阀处于割据混战的局面。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是支持北洋政府，通过“二十一条”等谋求日本在中国的最大利益，但是对北洋政府治理中国的能力却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各地军阀对立纷争，根本原因在于汉民族缺乏组织国家的政治能力，不能像日本一样在天皇制国家的名义之下确立政治的优势地位，归根结底中国没有能力建立和建设统一的国家。⑨这是日本国内占主导地位的论调。《南方纪行》的“漳州”一章，“我”对陈炯明建设的新漳州的观感中，明显带有这种论调的影响。
    在同行的郑提前返回台湾的情况下，“我”依然坚持去漳州参观，说明“我”对漳州的建设充满好奇，一定要亲眼见见。“漳州”一章中这样描写陈炯明的政治理想：“他们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目的是在中华民国这个分裂的大国实行联邦共和制。让使用不同方言的民众各自成立独立的政府，然后将“中华民国”改组成为各地方独立政府的联邦。”“他要用中华民国人自己的双手在这偏远之地建设像上海、广东那般由外国人建成的文明都市。”[2：52]暂且不论作者对于陈炯明思想主张的理解是否准确，至少从作者记录的陈炯明的革命理想中可以看出一种对于国家统一、摆脱列强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渴望。但是《南方纪行》的作者并未充分重视这一点，在“漳州的门户”[2：51]石码看过陈炯明实施的市政建设之后，“我”已经得出结论：“亡国的美感是消失了，但是新兴势力却极其薄弱，似有似无，不过是仿制的赝品，令人失望。”[2：51]中国人所谓的革命都是“赝品”，并不能让中国真正走上近代化的文明之路。作者未到漳州，已经早早下了结论。
    到了漳州以后，作者虽然看见公园的石碑上雕刻着“博爱”、“平等”、“互助”、“自由”这些“令人联想起法兰西革命三口号”[2：58]的标语，民宅大门上张贴的对联也有“输新文明”、“世界革新”、“人民平等”[2：62]这样的新语句，但是来漳州之前，作者已经听闻居民为道路拓宽和修建贫民教养院而被迫缴纳高额费用，陈炯明以此来充实军费扩张军队。更有甚者，为了惩治反对自己的地方军阀安海的许督莲，陈炯明暗中指使“云南军”在安海烧杀淫掠，“死者三千、安海无处女”[2：54]，许督莲80多岁的老母遭到乱军强暴投井自尽。“漳州”一章将陈炯明描写成为表面上高唱革命、为官清廉(“工资仅有200元”[2：53])，实际上豢养军队争夺地盘、对待政敌残酷无情的人物，因此其军队也是一团散沙：“他们各随己愿在街上漫步”[2：58]，或在公园的“长椅上、草坪上、路边，旁若无人或躺或立”[2：58]。市郊地方有士兵“到处摘食龙眼果肉”[2：58]；孔子庙的木制部分都被剥落，“一定是士兵过冬时用作烧火之料了。”[2：59]龙门塔附近的一棵大荔枝树下，“三十几个士兵聚在一起，一件军服铺在地面上，二十钱的银币堆得高高地，忙着赌博。”[2：63]这种毁坏文物、沉迷赌博、军纪涣散的军队自然不会受到百姓的欢迎。“我”在散步之时目睹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年轻的士兵不知为何落水，拼命挣扎，傍晚出来纳凉的人们站在一边，像看着野猫掉进水沟一样，束手旁观。”[2：60]士兵们骚扰百姓，毫无军纪可言，自然百姓们也对士兵的命运漠不关心。目睹了这些之后，“我”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高唱革命理想的陈炯明不过“是一个投机骗子”[2：51]。他的所谓建设目标最终只是停留在市政设施等表面现象上，无非也和其他军阀一样在为自己争夺地盘。
    对于当地民众对陈炯明的态度，“漳州”一章中这样写道：“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把陈炯明说得一无是处的都是日本人，而台湾人虽对陈也颇有微词，但是都或多或少对陈炯明的见识和作为表示赞同。对于一直抱持着被统治者意识的台湾人来说，陈炯明的主张当中也许有一些令他们感到安慰之处。”[2：55]陈炯明要用“中华民国人自己的双手”建设新的国家，这无疑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他所主张的独立和自由获得人们的认同，特别是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人。《南方纪行》的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仅仅将其定位在心理慰藉这个层面，并不认为这种民族意识会伴随以行动。应该说，这其中带有对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轻视，自认为国力早已远远超出中国的日本国民在蔑视中国的浓厚氛围中，最为欠缺的就是对于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尊重。《南方纪行》的作者在厦门、漳州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但却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而已，故将其轻易掠过。
    三、“异邦人”
    佐藤春夫在厦门、漳州一带游历之时，正是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反帝爱国、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之后。1919年11月在福州，日本人组织的“商品保护队”与学生发生流血冲突，事后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名调军舰入港，史称“台江事件”(又称“闽案”)。⑩与福州相隔不远的厦门也受到影响，进入1920年后，运动浪潮逐渐平息。但佐藤春夫到达厦门当天，依然看见“青岛问题普天共愤”、“勿忘国耻”、“勿用仇货”、“禁用劣货”[2：22]的标语，一个人待在旅馆，作者不禁担心：“即便我被杀了，尸体被扔进海里，在厦门也是毫无办法”[2：21]。当作者独自身处中国人当中时，不时会产生这种被害妄想。在前往漳州的汽船上，“我”担心破旧的船会沉没，“万一如此，谁也不会来救我这样一个在这里不受欢迎的日本人。”[2：49]一旦陷入这种幻想，“我”感到周围的人似乎都对我抱有敌意：旅馆“大厅里，服务员不知为何事用中国人特有的大嗓门在喊话，似乎在骂我”[2：21]。街上的醉汉“好像嘴里嘟囔着‘这家伙是日本人’，向我撞了过来”[2：22]。“我”的空想似乎不是没来由的，在漳州为“我”做向导的余锦华见“我”不停用日语向他发问，“拉拉我的衣袖小声说：‘最好不要用日语，大家都讨厌日本人。’”[2：58]这样看来，佐藤春夫的厦门之行似乎在一种惊悚不安的氛围之中进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如果“我”的确已经感到切身危险的话，就不会在同行的郑返回台湾的情况下，继续留在厦门，更深入漳州参观。《南方纪行》中不时提及“排日”的氛围，也是作者在日本所了解到的中国“排日”运动的一种重新体验。事实上，即便就是福州事件刚发生不久，厦门的局势也相对稳定。1919年11月28日，日本驻厦门领事给外务大臣的电报中称：“受到福州日中两国人冲突事件的影响，听闻厦门学生近期也有掀起排日运动的企图，特向中国官方发出警告，要求采取预防措施，中国官方表示将倾注全力防止事态发生。而且日籍民众团体处于优势地位，因此迄今为止未见任何排日行动，市中极其平稳，各种日货交易自由，预计今后亦无任何反动。”(11)1920年1月17日，台湾军参谋部发给外务次官、参谋次长等的报告中也称：“南中国各地的排日运动势头依然旺盛，但唯独厦门却因我在留官民行动妥当，其踪迹几无。过往福州事件勃发之际，亦有少许排日计划，因中国官宪严厉取缔，我方亦对在留居民进行适当指导，故未见任何排日反响，现今已呈熄灭之态。”(12)由此可见，在五四运动席卷全国、邻近的福州发生流血冲突、再次掀起全国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时，厦门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南方纪行》的作者陷入被害妄想，更多是出于一种身处言语不通的他乡时经历的“异邦人”[2：20]体验。“异邦人”、“他国人”、“异乡人”这些词在《南方纪行》中多次出现：“我”看见同行的中国人在妓馆中“用他们的语言——我根本不懂的语言交谈”欢笑，“强烈体味到异邦人的心情”[2：20](13)；“我”担心船沉之后没有人救自己这个日本人，“也是因为在这满满的一船人中唯独自己是异邦人。”[2：49]“我”强烈意识到自己是“异邦人”，多在孤身处于众多的中国人中间时，“异邦人”的感觉、乡愁、被害妄想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涌上心头。虽然“我”有日本友人的书生郑某做向导，但是就连郑，“我”也“摸不准他的性情”，“这也因为彼此是异国人的缘故吧。”[2：22]言语不通导致彼此无法顺畅达成内心的沟通，因而产生一种陌生感乃至恐惧感，进而发展成为一种被害妄想。《南方纪行》的作者在旅行中不断重复着这种体验，而作者所了解到的中国各地抵制日货的运动进而强化了“我”的“异邦人”意识，加深了“我”的疏离感，加深了两个国家间国民身份的对立。
    四、“中国趣味”
    在对同时代中国社会疏离感加强的同时，《南方纪行》的作者将自己的旅行意义寄托在了对中国风物的认同感上。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风光、古迹、音乐在游记中都被赋予了美好动人的特征。自集美学校参观归来，坐在小舟上欣赏傍晚时分的鹭江，作者感叹道：“那日鹭江的日暮那般美丽而令人愉快。从那晚以后，我开始相信人们所说：中国沿海地方鹭江的风光当属第一，即便是西湖也无法与之相比。”[2：38]潮汐退去，山脚下一只白鹭的身影浮现在暮色中，作者将其称为“印度画家泰戈尔的笔触”[2：39]。水上薄暮“哀婉幽雅”的氛围，加上“孤独的白鹭和古怪的神鱼白鳄”[2：39]，作者用法国诗人“萨曼的诗情”[2：39]、诗人兼作家“雷尼埃的小说”[2：39]来比拟。暮霭中远处厦门街市的灯光虚无而朦胧，“是威廉·特纳的构图”[2：40](14)；而载着“我”的小舟正是“惠斯勒画中的小船”[2：40]。(15)作者观看眼前厦门鹭江的风光时，没有引用中国古典诗词散文中的词句，而是用西方画家、诗人、作家的作品，用西方文化的价值尺度来欣赏。不仅是风光，在妓院聆听中国乐器的合奏之时，作者也用西方悲剧的理念来解释中国音乐的原理：“我认为中国音乐颇有狡猾之处。先用喧嚣搅乱听者的内心和听觉，待听者好不容易习惯了那份喧嚣，可以忍耐之时，音乐最核心的歌者的声音这才开始温柔地安抚听者的内心和听觉。可以说在爱与恨一起涌起之时，爱进一步达到了高潮。在无限的纠纷之后再将其纯粹净化——古来的悲剧作者令读者心潮澎湃、恸哭流泪的秘密似乎也隐藏在中国音乐的原理之中。”[2：44]中国音乐有着与西方悲剧的创作原理相通之处，在欣赏中国音乐时，作者又一次援用了西方文化的理论。
    如前所述，日本大正时期的作家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木下杢太郎等都存在着一种“中国趣味”的倾向。芥川龙之介创作有《杜子春》、《秋山图》等多部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小说。谷崎润一郎的小说《鹤唳》描写了一幢中国式房屋中沉浸于中国趣味之中的日本人。木下杢太郎曾在奉天的南满医学堂工作5年，著有《大同石佛寺》等。佐藤春夫也自称是“中国趣味爱好者”的“最后一人”。在大正之前，明治时代的作家如幸田露伴、森鸥外、夏目漱石等都有着深厚的汉学修养，这种汉学修养是经由幼时所受的教育自然习得的。随着日本社会的西化，汉学教育销声匿迹，新一代知识分子失去了这种汉学修养。因此，大正时期作家中的“中国趣味”已不同于明治作家的“汉学修养”，这种“中国趣味”是作为西化、近代化的对立面出现的，可以说是一种复古倾向。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化成为“中国趣味”作家们憧憬的对象，但同时这种憧憬之中又包含着复杂的情感。经由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大正时期的日本已经步入了世界列强的行列，作为战胜国国民的日本人自然充满优越感，认为自己已是“先行完成西化的绅士”，“而战败国的国民中国人仍是落后的非文明人”[4：176]。但日本虽然在政治、军事方面胜利了，在历史文化方面依然无法与中国相比，中国是东方文明的源流这一点无法改变。已经没有明治时期作家汉学修养的大正作家们，重拾“中国趣味”的根源就在于此。但与明治作家不同，“中国趣味”的作家们在观看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中描写传承下来的风光、古迹之时，不是对“汉学修养”进行重新体验，而是用自己所受的西式教育，用自己掌握的西方文化理论方法来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因此，《南方纪行》的作者在观看中国的风物之时，不时援用西方的诗人、作家、画家的作品以及文学理论。近代中国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悠久文化的传统无人顾及，只有已经精通西方文化的日本人才有重新认识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眼光和方法。《南方纪行》的作者对于中国风物的认同感中不能不说同时又隐藏着这种优越意识。
    《南方纪行》标题号称“南方”，其实主要是作者在厦门、漳州两地游历的记录。厦门位于台湾对岸，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与台湾往来密切。同时厦门鼓浪屿又是华侨富商别墅云集之地，《南方纪行》中提及多处鼓浪屿的华侨别墅。在中国各地抵制日货运动高潮迭起之时，厦门也相对平静。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厦门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而《南方纪行》中却将厦门印象定位为“十几年前看过的侦探小说”的“断片”[2：24]。作家用侦探小说中令人恐惧不安的怪异氛围来形容厦门，显然是因为私娼、鸦片、赌博、污秽、可疑这些中国人的负面意象。而厦门附近由高唱革命口号的陈炯明建设的漳州在作者眼中也不过是个“赝品”，令人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希望。《南方纪行》的这种中国书写，来源于同时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这种认识的基调是对近代中国的蔑视，其具体内容包括：“老大国”固守陋习，国民只重视个人利益，毫无国家观念；中国各地军阀割据混战，国家毫无统一希望，更无建设近代化文明国家的能力等。在厦门、漳州的两个多星期，作者对此进行了重新体验。对于身边的中国人，作者怀有强烈的疏离感，只能从自己向往的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风物之中寻求安慰。而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又是以西方文化的理论方法进行的，并由此来发现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这种向往中依然带有作为先行文明开化国家国民的优越感。“中国趣味爱好者”也许较其他日本人更加关注中国，但是仍然是在同时代日本对中国认识的框架中进行的。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以后，佐藤春夫与郁达夫等中国友人彻底反目，(16)走上积极配合战争宣传的道路，应该说在《南方纪行》的中国书写中就已隐藏了这种可能性。

    注释：
    ①出自佐藤春夫的随笔《唐物因缘》(日文题名「からもの因縁」)，引文由笔者译出。
    ②这里说的谷崎，即谷崎润一郎，曾于1918年10月至12月赴中国旅行。芥川，即芥川龙之介，1921年3月至7月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特派员游历中国。
    ③佐藤春夫对友人谷崎润一郎的夫人千代产生爱慕之情，1921年因谷崎反悔，不与千代离婚，二人绝交，1926年达成和解，1930年谷崎与千代离婚，佐藤终于与千代结婚，三人联名致信友人通知此事，报纸对此也大肆报道，是为日本文坛著名的“让妻事件”。
    ④《南方纪行》共由6章构成：“厦门印象”、“章美雪女士之墓”、“集美学校”、“鹭江月明”、“漳州”和“朱雨亭之事及其他”。
    ⑤引文出自佐藤春夫《南方纪行》，中译文由笔者译出。
    ⑥有关林资铿投身革命的介绍，详见何标：《辛亥革命与台湾》，《炎黄春秋》2001年第9期。
    ⑦鸦片战争以清朝的失败告终后，将中国称为“固陋之国”的言论在日本逐渐盛行。主张文明开化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在《世界国尽》(1869)中这样介绍中国：“自往古陶虞时代，经年四千岁，重仁义五常，人情厚风，其名高闻。文明开化后退去，风俗渐衰，不修德不磨智，不知世界之变仍高枕无忧，以为我外无人，任暴君污吏之意，恶政压下，难逃天罚……如此以往，其状可怜。”([日]『福沢諭吉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69年，第594-595页)明治时期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人称“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在《外交策》(1882)一文中，称中国“固陋之国也，泥于旧物不知移之国也。”([日]『尾崎咢堂全集』第1卷，公论社1956年，第333页)。
    ⑧比较典型的如黑龙会的中心人物内田良平，1913年发表《中国观》一文，写道：“中国的普通社会，如农工商等生活中只追逐个人利益的人们，完全是个人本位，只要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君主可拥戴也可不拥戴，国土究竟归属何国，并不强问。”转引自[日]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以文社2011年，第130页。
    ⑨如日本近代著名的史论家、新闻记者山路爱山在《日汉文明异同论》(1907)一文中指出：“汉民族自己创建的国家仅有汉唐宋明四朝而已，其他则常为异民族支配之下。依此事实，吾人不得不以为：汉民族缺乏国家组织能力，颇与古希腊人类似。”见[日]『山路愛山選集』第3卷，万里阁书房1928年，第490页。
    ⑩日本称之为“福州事件”。
    (11)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电子档案》大正8年(1919年)第二册下卷12：“日中两国人于福州冲突一事”。日文原文为：“日本外交文書デジタルア一カイブ大正8年(1919年)第2冊下巻12福州ニ於テ日中両國人衝突一件”，网址如下：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honsho/shiryo/archives/DT0002/0003/0003/0022/0012/index.djvu.
    (12)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电子档案》大正9年(1920年)第二册下卷11，“关于中国日货排斥运动之件”。日文原文为：“日本外交文書デジタルア一カイブ大正9年(1920年)第2冊下巻11中國ノ日貨排斥運動ニ関スル件”，网址如下：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honsho/shiryo/archives/DT0003/0003/0004/0022/0011/index.djvu.
    (13)以下三处黑体为笔者所加。
    (14)威廉·特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1851),英国著名浪漫主义画家，是西方绘画史上第一位风景画家。
    (15)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 1834-1903)，美国画家，主要活跃在英国，画风受印象派和浮世绘版画影响，画作多以淡彩的风景画和肖像画为主。
    (16)佐藤春夫曾与郁达夫、田汉等中国文人结交。1922年，田汉赴日本出差，一直由佐藤春夫陪同。1927年，佐藤春夫应田汉的邀请赴南京游玩，后由郁达夫陪同去杭州。1938年3月，佐藤春夫发表小说《亚细亚之子》(日文题名：「アジアの子」)，其中的主人公汪、郑分别以郭沫若、郁达夫为原型，小说以汪决定与日本军民合作、投入日本占领区的建设为结局。同年5月，郁达夫发表《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一文对此进行激烈批判。

    参考文献：
    [1][日]佐藤春夫. 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2巻[Z].京都：臨川書店，1999.
    [2][日]佐藤春夫.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7巻[Z].京都：臨川書店，2000.
    [3][日]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臺灣——霧社事件·植民地统治政策の研究(近代日本与台湾——雾社事件·殖民地统治政策研究)[M].东京：藤原書店，2008.
    [4][日]川本三郎.大正幻影[M].築摩書房ちくま文庫(筑摩文库).东京：筑摩書房，1997.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