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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众到漫游男女 假如参木与阿杉可视为横光利一《上海》中典型的漫游男女，他们与小说中的人群——始终没有脸孔、身份不明的群众——之间的联系及对照，是多方面而令人不安的。作为一个群体，群众庞大恐怖，或象征革命的力量，或象征女人的商品化。然而，群众当中的个体，一旦孤立出来，就可能成为一名漫游男子或漫游女子，立时失去使群众转化为可怖实体的集体匿名性。身为无助的个体，他们是被遗弃的灵魂，因殖民扩张或革命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及离散而贫困潦倒，独处异乡无家可归。参木既失业又先后向宫子及阿杉讨食，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与故事中经常出没上海街头的中国或俄国乞丐没什么两样。卖淫维生的阿杉，只不过是小说所迷恋的妓女群当中的一个。小说中的外国人物，反映了为贸易、生活、避难、宣教、革命或其他各种理由涌入上海的外国人。他们来到上海，或许像奥加一样，是为了逃离自己国家的革命；或许像阿穆里一样，是为了把革命事业扩张到中国；又或许像山口及那些欧美生意人一样，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来寻求财富。对现实中的历史人物来说，的确也是如此；我们所熟悉的上海新感觉派领袖刘呐鸥就把上海视为应许之地，因为他在殖民地台湾发展文学生涯的机会有限。 此处，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当时进出上海及中国的流动人口，是否导因于国民党政权的“开放统治”(open governance)，一如冯克(Frank DikJ4XA13.JPGtter)在二○○八年的论著《开放的时代：毛泽东之前的中国》(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103)中所主张？晚清因迫于国际不平等条约而开放边界，而基本上是专制政权的国民政府，根本就无力有效管制边境，因为内战及中国境内的国际权力斗争，使它的政权日益衰弱。唯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早期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才能在一九八七年之前维持严格的边境控管；又如毛泽东政权，才能在“解放”之后突然关闭中国的边境。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央政府，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国民政府，顶多只能维持现状而已——还是全亏了从晚清继承下来的健全行政体系。 作为一个通商口岸，上海继晚清之后，长期被迫开放给大量流动的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日本人等等。这种人口蜂拥而入(及涌出)的现象，在国民政府时期一直延续着。当冯克断然漠视国民政府的“开放”因素时，包括统治力薄弱、革命、帝国主义等等，他所谓的“开放边界”及“开放统治”等美丽幻象，只说出故事的片面，国民政府统治下，不断流通的思想、人物及货品，是中国或举世任何文学及历史研究者都不会忽略的史实。很显然，冯克的立场是修正主义的(104)；他企图质疑“常识”与“偏见”中认定的事实：国民政府是一个“既软弱又腐败的中央政府”。然而，他自己的偏见——亦即国民政府的“开放统治”有“民主统治”倾向——却落入了陷阱，为了既定纲领而选择性地使用史料。他忽视了许多事实，包括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动、未经审判而处决共产党人士以及当时中央政府主导的检查制度。如众所周知，所谓的开放边界与开放统治(或民主)，绝非同义词。 在横光的小说中，边界的开放带来了漫游男女。如果我们以舞台上的角色身体来比喻跨文化场域，他们的身体便是印记了跨文化记忆的场域(105)。他们的身体只不过是各方讯息汇聚和流进、流出的容器罢了，一如故事中描述的奥加、阿杉及参木的身体。试想像他们身体的形象：奥加搜寻记忆，却无法理解苏联革命以及她横跨大陆旅程——从莫斯科、西伯利亚到哈尔滨，最后落脚于上海——的意义；她背负着悲惨回忆重担的身体，总是被癫痫病彻底击垮。相对于那些漂浮在运河上的物品，阿杉沿着运河岸边游荡徘徊，迷失在后街巷弄的迷宫里；她的身体最终被拖入黑暗之中。认为自己的身体“永远是日本的国土，不断到处流动”的参木，真的整个身体仰面掉入中国人区域的下水沟中。他们只能在论述与历史事件的交汇中随波逐流，没有任何理解或改变现状的能动性。 相对地，文化翻译者如横光利一等，可以比喻为在跨文化场域中具有高度自觉的演员。他们清楚意识到自己正身处门坎，随时准备去挑战相互竞逐的各种体制之极限。在各体制交汇的跨文化空间，透过汲取形形色色的信息，他们正成功地从事创造性转化，创造趋势。 *本文中的外文引文皆由作者翻译成中文，除非另作说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