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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语（Saṃskṛtam）是印度古代语言，一般说来包括吠陀梵语、史诗梵语和古典梵语。吠陀梵语也可以称为吠陀语，主要是指印度上古文献四部吠陀本集（《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使用的语言。在吠陀时代，这四部吠陀被确认为婆罗门教的圣典，它们的语言也就固定不变。但是，人们的日常语言是处在变化发展中的。这样，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也就是吠陀时代末期，波你尼（Pāṇini）依据当时通行的口语（bhāṣā），编制了一部语法，名为《八章书》（Aṣṭādhyāyī），通常称为《波你尼经》（Pāṇinisūtra）。此后，公元前三世纪迦旃延那（Kātyāyana）的《释补》（Vārttika）和公元前二世纪波颠阇利（Patañjali）的《大疏》（Mahābhāṣya）对《波你尼经》进行修订、补充和疏解，由此形成规范化的梵语。这种规范化的梵语虽然与吠陀语一脉相承，但已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梵语主要是指史诗梵语和古典梵语。 梵语这个名词源于动词词根kṛ加前缀saṃ(s)，意谓“修饰”。因此，梵语一词本身就含有“典范”或“规范”的意味。梵语始终是印度古代通用的主流语言。而与梵语同时并存和发展的还有印度各地的俗语。我们比较熟悉的巴利语（Pāli）就是一种俗语。在梵语中，指称俗语的用词是Prākṛta，意谓“原始的”、“俚俗的”。这样，相对于“俗语”，梵语也可以称为“雅语”。而实际上，梵语本身也可以有雅俗之分。 欧洲对印度古代语言和文献的研究兴起于十八世纪。德国传教士汉克斯莱顿（J. Hanxleden）于十八世纪初用拉丁语编写的《梵语语法》是欧洲人编写的第一部梵语语法。英国学者威尔金斯（C. Wilkins）于1785年出版的《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的英译本是第一部直接从梵语翻译成欧洲语言的著作。此后，他还出版有寓言故事集《益世嘉言》（Hitopadeśa）和《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插话《沙恭达罗》的英译本以及由他编写的《梵语语法》。另一位著名的英国学者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于1789年翻译出版了迦梨陀娑（Kālidāsa）的戏剧《沙恭达罗》（Abhijñānaśākuntala），并称颂迦梨陀娑为“印度的莎士比亚”。此后，迦梨陀娑的这部名剧享誉欧洲文学界。德国文豪歌德曾写诗赞美道： 倘若要用一言说尽—— 春华秋实，大地天国， 心醉神迷，惬意满足， 那我就说，沙恭达罗！ 从那时起，欧洲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全面展开，形成一门国际性学问——印度学（Indology）。 十九世纪欧洲印度学研究人才和成果迭出。例如，英国威尔逊（H. H.Wilson）翻译出版了《梨俱吠陀》（六卷，1850—1888），还对印度古代宗教、神话、往世书和戏剧作了广泛的研究。德国韦伯（A. Weber）编写了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印度文学史》（1852）。英国里斯•戴维斯（Rhys Davids）于1881年创立巴利圣典协会，对巴利语佛教文献展开了全面的校刊、翻译和研究工作。德国奥弗雷希特（T. Aufrecht）编订了第一部比较详尽的梵文抄本目录（三卷，1896—1903）。侨居英国的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编写了《古代梵语文学史》（1859），校刊出版了附有娑耶那详注的《梨俱吠陀》（六卷，1849—1875）。他还主编了五十卷的《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1879—1900），向西方世界提供东方古代文化名著的英译本，其中印度占了三十三卷。 而且，十九世纪欧洲人文科学中的比较研究从一开始就与印度古代语言和文献研究密切相关。前面提到的英国学者威廉•琼斯，他除了翻译《沙恭达罗》外，还编订了迦梨陀娑的抒情诗集《时令之环》（Ṛtusaṃhāra，1792）和翻译了印度古代著名的律法书《摩奴法论》（Manusmṛti，1794）。是他在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和文化中，最早发现梵语和欧洲语言之间有亲缘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博普（F. Bopp）于1816年发表《梵语词形变化——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德语比较》，成为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奠基者。德国库恩（A. Kuhn）和马克斯•缪勒以他们对印欧神话的比较研究，成为比较神话学的先驱者。德国本斐（T. Benfey）的《〈五卷书〉导言》（1859）探索了《五卷书》（Pañcatantra）故事周游世界的历史，成为比较文学的早期代表作。 在印度学的发展过程中，欧洲学者和印度学者也编纂了不少梵语词典，其中重要的有三部。第一部是德国学者波特林格（O. Böhtlingk）和罗斯（R. Roth）合编的《梵语词典》（Sanskrit Wörterbuch，或称《梵德词典》）。这两位是杰出的印度学学者。波特林格对梵语语言学有深入的研究，曾编订、翻译和注释《波你尼经》。他还编订和翻译有不少梵语文学作品，如《沙恭达罗》、《小泥车》（Mṛcchakaṭika）、《诗镜》（Kāvyādarśa）和《妙语宝库》（Subhāṣitakośa）等。罗斯对《梨俱吠陀》有深入的研究，并与惠特尼（W. D. Whitney）合作编订《阿达婆吠陀》。波特林格和罗斯合编的《梵语词典》第一部分于1852年问世，1875年出齐，对开本，七大卷。这部词典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梵语词典。奥地利学者温特尼茨（M. Winternitz）在他的名著《印度文学史》的导言中，称赞这部词典“是一座表彰德国人勤奋刻苦的纪念碑”。 第二部是英国学者威廉斯（M. Williams）编纂的《梵英词典》（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威廉斯也是一位杰出的印度学学者。他著有《梵语基础语法》（1846）、《实用梵语语法》（1878）、《印度教》（1877）、《印度的智慧》（1878）和《佛教》（1889）等，编订和翻译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以及《摩诃婆罗多》插话《那罗传》等，还编纂一部《英梵词典》（A English-Sanskrit Dictionary，1851）。 威廉斯编纂这部《梵英词典》起因于威尔逊。威尔逊早在1916年就已编纂了一部梵英词典。后来，他计划新编一部以两千个梵语词根为基干的梵英词典，已经做了初步的资料准备，并开始着手编写。但由于职务缠身，无暇完成。于是，他把所有资料交给威廉斯，建议后者完成这个任务。威廉斯从1851年起，间断地从事编纂这部词典的工作，而从1858年起，全力投入这项工作。1872年完成词典编纂，出版第一版。此后，他继续从事这部词典的增订工作。直至1899年完成增订版，出版了新一版。 威廉斯的这部《梵英词典》虽然最初是接手威尔逊的编纂计划，同时也有那部《梵德词典》先行出版的部分可资参考，但威廉斯的这部词典贯彻有自己的编纂思想。他依据自己的比较语言学学养，注重印欧语言的同源性。因此，这部《梵英词典》的副标题是“特别参照同源的印欧语言作出词源学和文献学的编排”。威廉斯认为印欧语系总称“雅利安语族”，包括八个分支语系。其中，亚洲两个语系：印度雅利安语和伊朗雅利安语；欧洲六个语系：凯尔特语、古希腊语、意大利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和立陶宛语。而梵语是古老的印欧语言形式的忠诚卫士，比其他任何成员更能显示雅利安语族的特征。这部词典中列出了许多印欧语言的同源词。下面以大家比较熟悉的英语为例说明，威廉斯认为在印欧语系中，梵语是最年长的大姐，英语是最年轻的小妹：父亲——梵语pitṛ，英语father；母亲——梵语mātṛ，英语mother；兄弟——梵语bhrātṛ，英语brother；姐妹——梵语svasṛ，英语sister；女儿——梵语duhitṛ，英语daughter；心——梵语hṛd，英语heart；脚——梵语pad，英语foot；牛——梵语go，gau，英语cow；白桦树——梵语bhūrja，英语birch；站——梵语sthā，英语stand；走——梵语gam，英语come；坐——梵语sad，英语sit；笑——梵语smi，英语smile；捆绑——梵语bandh，英语bind；相同——梵语sama，英语same，等等。 这部词典的另一个特点是收词量大，涵盖面广，语料采自吠陀文献、史诗和古典梵语的各种体裁的作品。第一版收词（包括单词和复合词）十二万个，增订版扩充至十八万个。除了收入通常的词汇外，也收入人名、地名和书名等专有名词，还有关于神话、文学、宗教和哲学中的一些术语的说明。 下面试举这部词典中一个常用词bhū（是，存在）的词条为例，以见这部词典的特色。词典中先列出作为动词的bhū的词条，列举它在吠陀文献、史诗和古典梵语著作中的各种变化形式，并列出它在阿维斯陀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斯拉夫语、立陶宛语、德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和英语中的同源词。然后，列出它的一些派生词（名词、形容词和副词），标注词义，也列出与这些派生词相关的复合词。接着，列出作为名词和形容词的bhū的词条，分别标注它们的词义，并列出与这个bhū组合的一百几十个复合词。继而列出bhū的过去分词bhūta这个词条，分别标注它作为形容词和名词的词义，并列出与bhūta组合的一百几十个复合词。在bhūta之后，又有一系列由bhū派生的词汇的词条。 这样，这部梵英词典足以适应读者阅读梵语文献的一般需要。而且，这部词典可以装订成一大册，便于读者使用。它已成为各国梵语学者的必备工具书。自它问世后的百多年来，对国际梵语学术事业作出的贡献真是不可估量。 第三部是阿伯代（V. S. Apte，1858—1892）编纂的《实用梵英词典》（The Practical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出版于1890年。他还编纂有《学生英梵词典》和《学生梵英词典》以及《梵语作文指南》。他在《实用梵英词典》问世后仅两年，就英年早逝。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戈德（P. K. Gode）和迦尔维（C. G. Karve）两位学者主持，编纂这部词典的增订本，于1957年完成出版。这个增订本由原来的一卷本扩充为三卷本，但也可以装订成一大册而便于使用。这部词典的收词量已于威廉斯的《梵英词典》大体相当。但它收入了不少以往几十年中新编订的梵语著作的词汇。它也比较重视收入古典梵语文学作品的词汇。词条的编排和义项的释义也比较简明。此外，它还编有六个很有用的附录：梵语诗律、梵语重要作家年代和作品、古代印度重要地名、古代梵语词典目录、梵语常用格言和梵语语法术语。这样，这部《实用梵英词典》自有它的特色，问世后，受到各国梵语学者普遍欢迎。实际上，它与威廉斯的《梵英词典》在使用中可以互相参阅。 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梵语并不陌生。印度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佛经翻译活动也随之开始。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时，正值大乘佛教兴起。大乘佛教适应现实的需要，修改佛陀要求佛教徒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语宣教的原始教导，开始普遍使用梵语宣教。因此，传入中国的佛经主要是大乘梵语佛经。中国佛教徒将Saṃskṛtam命名为“梵语”（或称“梵言”、“梵书”），是依据印度神话传说，即认为这种语言是印度创造神梵天（Brahman）创制的。在中国汉地，译经活动自东汉至宋代，历时千余年。同时，佛教自七世纪传入中国藏族地区，译经活动持续至十七世纪，也历时千余年。佛教在印度本土于十二世纪消亡，大量的梵语佛经也随之流失。而中国却以写本和雕版印刷的传承方式保存有卷帙浩繁的佛经汉译本和藏译本，堪称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 这样，印度佛教在中国扎下根，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国文化，不可能缺失佛教这一部分。近代以来，随着印度学的兴起，学者们重视发掘佛经原典，先后在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等地，尤其在中国西藏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梵语佛经抄本。这些抄本经过现代学者的整理和校勘，近两百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它们对于研究印度佛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中国，利用这些梵语佛经校刊本，结合汉译或藏译佛经进行研究，先驱者是陈寅恪、汤用彤、季羡林、金克木和吕澂等。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运用这种方法研究汉传和藏传佛教文献，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有利于拓展中国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和佛经汉语的研究。 同时，结合汉译和藏译佛经进行研究，也有助于读解梵语佛经原典。因为佛教十二世纪在印度本土消亡后，佛教学术在印度长期中断。对于现代印度和西方学者，梵语佛经的读解也是印度古代文献整理和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这也是国际佛教学者在编订梵语佛经校刊本时，重视利用汉译和藏译佛经的原因。而在利用汉译和藏译佛经资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也是对国际佛教学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但是，在利用梵语佛经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佛经梵语有它自己的特点。佛经本质上属于口传文化，与印度史诗使用的梵语一样，属于通俗梵语。虽然佛经梵语也是规范的梵语，而与古典梵语相比，仍有雅俗之分。佛经中也有使用古典梵语的作品，但只占少数。同时，佛经梵语中，有许多佛教专有名词以及佛经自己的惯用语。此外，在早期的梵语佛经中，还夹杂有“混合梵语”。“混合梵语”是一种含有俗语语法成分的梵语，或者说，是一种与俗语语法形态混合的梵语。这是佛教宣教语言由俗语转化为梵语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语言现象。这样，在阅读和研究梵语佛经文献时，只使用威廉斯的《梵英词典》或阿伯代的《实用梵英词典》是不够的。这两部词典只收有少量梵语佛经词汇，因为梵语佛经并不属于它们收词的重要范围。故而，在阅读和研究梵语佛经文献时，必须配合使用埃杰顿（F. Edgerton）的《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和词典》（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1953）。其中的《语法》分册全面归纳和总结混合梵语语法现象；《词典》分册收入混合梵语词汇以及具有佛教特殊含义的梵语词汇。因此，埃杰顿的这部《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和词典》已成为从事梵语佛经研究的必备工具书。 对于中国学者，还应该看到，佛教只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古代有三大宗教：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其中的婆罗门教（现在通称印度教）占据主流地位。这些宗教都有自己庞大的梵语文献。除了宗教文献外，梵语文献还包括史诗、神话传说、寓言故事、诗歌、小说、语言学、诗学、哲学、律法、天文学、医学和其他科学著作，浩如烟海。总之，印度和中国同为文明古国，是两个在世界上拥有最丰富古代文献的国家。对于这样一座宏大的印度古代文化宝库，中国需要有更多的梵语学者投身其中。唯有这样，才无愧于中印两国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史的悠久传统。 鉴于上述的学术需求，中国学术界现在越来越重视培养梵语人才。新一代的梵语学者已经成长起来，还有更多的青年学子有志于学习和掌握梵语。因此，中西书局这次影印出版威廉斯的《梵英词典》正当其时。我这一生从事梵学研究，回想自己在年青时代，想要自己拥有一部威廉斯的《梵英词典》，有多么的不容易。而现在国内的出版社也能出版这部《梵英词典》，真是感到格外的喜悦。 钱锺书先生在他的《谈艺录》中自述“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他所说的“二西”指耶稣之“西”和释迦之“西”。看来，出版有关印度古代文化学术类的书籍，也是中西书局份内的事。在这里，谨向愿意为促进中国梵语和巴利语学术事业的中西书局表示敬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