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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秋兰：神秘的中国女革命家 然后，突然地，山口在舞者群中看见一名优雅的中国女人。他喃喃道： “啊，那是芳秋兰。”(60) 芳秋兰第一次出现在小说第四章时，小说的主要角色大多齐聚在宫子担任舞女的舞厅中。芳秋兰出现的一幕极具象征意义：一位优雅出众、美艳不可方物、所有男人虎视眈眈并渴慕拥有的中国女人，却无人能了解或掌握她；就仿佛各国众目睽睽、虎视眈眈，却无缘企及的中国。故事中，似乎从未有人曾与她直接接触，直至小说第二十三章暴动突发时，参木正巧在现场。 身为伪装下的共产党间谍，芳秋兰似乎拥有多重身份：此幕中是个舞女，而另一幕中却是个工厂工人等等。甲谷是小说中的典型摩登青年，一眼见到她即神魂颠倒，目不转睛。事实上，舞厅中所有男人都向她行注目礼，目光全都投向她的桌子。她是故事里众多女性角色中，唯一脸部特征有详细描述的，但这并未使她的性格更易让人看穿。她离去后搭上一台黄包车，甲谷则坐上另一台紧追在后，穿梭在大街小巷跟踪她，满脑子都是她美丽的影像：“小巧的双唇，幽黑深邃的双眸，上卷的浏海，蝴蝶项链，浅灰色上衣及裙子”(61)(小说第四章)。他紧追不舍，直到最后她下了黄包车，随一名西服青年消失在视线之外。这一幕点出的摩登青年与摩登女郎的关系，是新感觉派作品的特色：摩登青年，一如浪荡子，一心一意追随摩登女郎到永恒，即使注定要受尽她的折磨。 芳秋兰是个人人都谈论的神秘人物，在许多方面，她象征众多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所企图征服的中国。在小说第十八章中，甲谷的兄长高重与参木交谈时，形容中国是个完全不合规范的国家。据他说，中国人不依赖任何像是希望或理想的东西；在中国，唯一行得通的东西就是金钱。他认为中国人有智慧，因为他们让外国人在中国赚了钱后，把钱都花在中国境内；中国人是善良的，因为他们竟认为日本人还是人。当参木问道：“你是说，中国人不是人，而是神吗？”高重回答：“他们不是人，是神人的化身。”(62)他继续说道，对中国人而言，谎言不是谎言，而是中国式的正义。他称之为“颠倒的正义”，并宣称中国是个“神秘”或“怪异”的国家(怪奇な國)——迷人却无法看穿。 第二十三章中，即使深爱着永远无法企及的京子、对任何女人都兴趣缺缺的参木，在棉花厂的女工群中首度看见芳秋兰时，都不免要“努力抗拒”她的美貌(63)。参木刚得知京子的丈夫死于肺结核，对她的激情正死灰复燃中，但却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凄艳的女人”所吸引。此时，参木才辞去了在日本银行的工作，原因是他对公司的腐败感到愤怒不已。如今，他在高重的工厂任职，高重正陪着他在厂里巡逻，并告诉他芳秋兰是名共产党员，还说：“她只要稍抬起右手，这家工厂里的机器都会戛然而止。”(64)他之所以让她留在工厂里，是因为“他以和她竞争为乐”，而且他预料最后她将被杀害。结果，真被他说中了。 参木巡逻时手持手枪，一旁印度警察戴着头巾一字排开，预示着暴动即将来临。这一幕是整部小说的高潮；工厂中这场暴动将引爆五卅运动。当参木及高重由抽棉区前往清棉区时，故事描述工厂里在轰隆作响的机器前冷漠工作的男性工人群体时，具有高度象征意义，使人想起先前的妓女群，同样被描述为一个可怕实体：“把手群形成一个弧形，男性工人冷漠的面孔不断流进流出。高高胀起的棉花像是一阵怒涛，猛然啃咬震动着机器。”(65)我在此将“ハンドルの群れ”译作“把手群”，目的是凸显这一幕与先前讨论过的“妓女群”之间的密切关联。横光利一重复使用同一个詞“群れ”(群体)来量化妓女和机器，而同时也将男性工人等同于后者。更重要的是此处“怒涛”的意象，使人联想起先前被形容成一群水蛇的妓女群。小说描绘五卅运动中工人起义时，也始终使用波浪的象征。 暴动的背后，是英国在印度及日本在中国的棉花生意的竞争、工人对工资的不满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浪潮”(マルキシズムの波)——又是海浪的象征。参木与高重巡逻工厂时，暴动爆发了。首先，一条走廊突然着火。接着，窗户被一阵子弹射穿。女工群(工女の群れ)大为惊慌，开始尖叫，像漩涡般(渦を巻ぃた)发疯似地在工厂里不停打转，阵阵警笛声嘶吼着(66)。混乱中，参木在漩涡般的女工群中瞥见芳秋兰的脸。企图救她脱离混乱。此幕中的措辞及意象，不禁令人想起小说第十章中，参木受困于妓女群的那一幕： 在参木面前崩溃的浪潮边缘，芳秋兰的脸漂浮不定。他挣扎着寸步前进，越过倒地女工群的背上，伸手向她。他的下巴最后撞在她的肩上。强烈震颤的人群使他的身体像艘倾斜的船。他抵挡不了来自身后的力量，倾斜着身子滑过许多肩膀。紧接着，芳秋兰的身体开始往前倾倒。他向上抱起她，试图站起身，但有人倒在他们身上。他的头被踢了一下。瞄准浪涛般晃动的众多身体间的一小块空间，他感觉身子在下沉。他将秋兰抱在怀里，但他的手臂却被无数脚压制着。 他的身体两侧下方塞满了鞋子。不过，对参木来说，身后的暴动却已过了。犹如沉没海底的贝壳类生物，他们不得不等待，直到能从茫茫人海深处再度浮出水面。(67) 对本文的理论架构而言，这一幕的象征含义极为明显：无论参木或芳秋兰都是随人群漂泊的漫游男女中的一份子。虽然小说中，他们是具有名字的人物，看似与众不同，但事实上，他们和众多在生命之海中浮浮沉沉的一般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最后，参木总算从人群中救出秋兰，护送她回家。考虑到一个日本人在中国人区域独行的危险，她邀他留下过夜，这样她就不必在夜间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护送他离开。第二天早晨，她带他到附近的餐厅吃早餐时，他们的谈话很快演变成一场亚洲主义与无产阶级主义的辩论。这是小说中争论性的一刻，强化了参木与芳秋兰各自代表的象征性角色。 交谈中，秋兰充当中国共产主义的发言人，而参木，根据她的观点，是日本资产阶级的代表。秋兰认为攻击日本工厂的那些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样正攻击着日本中产阶级，如此也就是协助解放了日本无产阶级。但参木声称，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他无法视自己为世界公民。他宣称，“你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东、西方的文明发展速度是一样的。但我认为这套谬论只会导致较优势的一群受害者。”(68)当秋兰指控他是一名亚洲主义者时，参木极力否认，并坚称他只是热爱日本，正如她热爱中国一样。然而，要说参木是日本中产阶级或亚洲主义的发言人，可能不完全正确。笔者在本文稍后将探讨，在小说的某些片段中，参木事实上象征了大和魂(日本灵魂)最纯粹的一面，正如阿杉象征了日本的身体。虽然参木不算是彻头彻尾的亚洲主义者，但和秋兰争论时，他的话语明显受到盛行于日本的亚洲主义论述影响。有如信息可以流进流出的一个容器般，参木身为故事中的角色，显然没有完全意识到，已经深植于他心灵中的亚洲主义论述、或是其他论述的历史意义。 如众所周知，明治期间，福泽谕吉于一八八五年倡导著名的“脱亚入欧”观(69)；他认为日本的未来在于摆脱落后的亚洲、并追赶欧洲的科学成就。这个理念对日本政策及整个世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影响重大。但大正时代的日本，奠定了对亚洲的兴趣，也复兴了江户时代盛行的儒学研究。首先倡导此思想的是冈仓天心(或冈仓觉三，1863－1913)。他深受芬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70)影响，于一九○三年出版了英文书《东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他主张“亚洲一体”(Asia is one)，因为所有亚洲国家的现代化都落后于西方国家，而且东方精神文明远胜于西方物质文明。在书中，日本的原始艺术、印度的佛教及中国北方的儒学，皆被列为东方文明的巅峰。冈仓认为，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亚洲必须团结并振兴其精神文明，才能获得最终胜利(71)。滨田耕作于一九三三年发表《东亚文明的黎明》(The Dawn of East－Asian Civilization)时，“东亚”(East Asia)这个词汇，如同冈仓的“亚洲”(Asia)，明显企图贬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两人皆强调，所有东亚国家形成一个文化实体，密不可分(72)。换言之，所谓的“东亚文明”正在抹杀“中华文明”。这当然也是为了使日本与传统的“华夷秩序”——亦即以帝制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脱钩，并加入现代帝国主义的全球竞争(73)。“斯文会”(儒学协会)活跃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目的在推动儒学，并促进共享深厚儒学传统的亚洲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冈仓的思想与斯文会的活动，有助于加速形塑亚洲主义的概念；对一九三八年兴亚会与一九四○年大东亚共荣圈所推动的政策，更有推波助澜之效(74)。 参木对秋兰说：“你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东、西方的文明发展速度是一样的”，并指出这是错误的想法时，他无疑以冈仓的理论为本：亚洲整体的现代化，落后于西方。然而，即使他养成于大东亚共荣论述之下，谈话中也能发挥这种论调，却似乎经常心存疑惑。如果横光利一有意倡导日本的大东亚运动，参木及阿杉等小说中角色，却似乎并非这个运动的最佳代言人。他们往往出现在街上游荡，漫无目的，只是日本失落的子民，在面临经济、政治及军事战争狂澜的半殖民上海中，随波逐流。他们象征帝国主义扩张的负面结果；他们随着日本的政策来到中国大都会，希望可以在此谋生，最终却沉沦在社会最底层——两者同样在他乡失业，身无分文。这点，本文稍后将进一步讨论。小说中真正的亚洲主义者，是专事收集死人骨骸的山口，下节将详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