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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感觉与象征主义 《上海》是横光利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充分意识到自己创作此书时所使用的技巧，在一九三九年改造文库版的序言中，称此书为“我在所谓新感觉阶段的最后创作”④。横光宣称，此作品写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最兴盛的时期；以五卅运动为契机，他想让大众了解，在蒋介石拓展对东亚影响力的初期，旅居上海的日本人生活情形。在序言的最后，他希望在中日战争趋于白热化之际，这部以此次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多少能反映出“大东亚的命运”⑤ 对一九二○、一九三○年代许多东、西方作家而言⑥，上海是创作的泉源。横光的文章《支那海》中，把这个现代大都会的租界描写成“世界各国共同组成的都市国家”，形成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世界”⑦。横光利一要我们注意的，不是一个普通“都市”，而是一个“都市国家”——中国境内由多国所组成的一个独立国家。中日新感觉派奉为导师的法国现代主义作家保罗·穆航(Paul Morand)，一九二五年访问上海，惊叹租界中的上海酒吧是“世界最大的酒吧”，也目睹了杂处于同一家旅馆里的西班牙传教士和俄国难民⑧。对他而言，上海的魅力无疑在于它的国际化。有如横光，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侯(André Malraux, 1901－1976)也曾以上海为背景，创作了一部小说。他于一九三三年出版了《人类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主题是蒋介石一九二七年清算共产党的事件。 尽管横光与马尔侯的小说同样以政治运动、娼妓及居住于上海的各国人等为题材，后者所要强调的，是故事中牵连所有角色的政治操作与间谍活动。只要比较两部作品的开场，即可得知。不同于《上海》，《人类的命运》以一件再三延宕的谋杀案揭开序幕：一名共产党刺客凝视着他即将杀害、正沉睡中的被害者。叙事者以长达三页半的篇幅分析他的心理后，凶手才终于以匕首刺死被害者⑨。相对的，在《上海》中，所有谋杀及死亡均以报导结果的方式呈现；小说中我们不会目睹可怖的谋杀行动正在进行。主角参木意外被卷入革命浪潮中，主因是他对貌美的间谍、亦即中共激进分子芳秋兰感兴趣。在故事中她总是众人谈论的对象，参木也默默仰慕她，但她的心理层面却始终是模糊的，从未透露给参木或读者。如同一九三九年版的序言中横光所指出，本书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在故事中经常使用的新感觉手法。《上海》及《人类的命运》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元素，即“群众”的意象。如比较横光与马尔侯如何处理此意象，两位作者的写作手法差异立判。正因横光使用了新感觉叙事手法，《上海》中群众的意象多了一层象征意义，而《人类的命运》里的群众，则充其量只是单纯的“群众”而已。 《人类的命运》首次描写“黑猫”酒店时，特别凸显出群众聚集的场面。叙事者描述： 爵士乐已是强弩之末……戛然停止，群众散开：大厅深处是舞客，大厅侧边是舞女：裹着丝绸旗袍的中国舞女、俄国女郎与混血女郎；一张票一支舞，或一段谈话。⑩ 这里的群众只是单纯的“群众”(la foule)，在小说其他地方出现时也一样。此处有关中国、俄国女郎或混血女郎的描述，言简意赅——主要指出她们的多国籍身份——完全不为“群众”的意象添加任何隐喻式氛围。此时一名亢奋过度的老人还留在空荡荡的大厅中，“不断振动着双肘像只鸭子”，也许象征舞厅里疯狂的气氛。的确，他从群众中抽离出来，与众不同，仿佛告诫世人都正“处于虚无主义的边缘”(au bord du néant)。小说中即使有象征意义，马尔侯总是清楚地点出，极少有任何暧昧空间。 相对地，横光利一的《上海》，通常把人群或群众描述成一个神秘的集合体，意义模棱两可。其中描述一群娼妓的一幕，值得仔细阅读。这一幕发生在第十章，参木走进一家茶馆，里头“女人看起来不像女人”(《上海》第十章，第65页)。正当众妓女纷纷前来勾引他时，参木打趣地在手掌上放了几块铜板，妓女群立即蜂拥而上，争相抢铜板： 女人们抢钱的手在他胸前彼此敲打，耳环纠结。他以膝盖撞开女人们的躯体，勉强从半空里闪闪发亮的一堆鞋中探出头来。他挣扎着，好不容易终于稳住脚步，那群女人仿佛全把头挤入同一个洞里似的，不停地在椅子脚边搔来搔去，咯咯作响。他将铜板滑落入那群女人的颈脖间，她们立刻奋起争夺，蜂腰兴起的浪涛益发汹涌。甩掉那群趴紧他不放的女人，他勉强挤向出口。突然，新的一群娼妓由柱子与桌子间冒出，向他伏击而来。他硬挺着脖子继续潜进，一面移动一面撑着肩头撞开她们。妓女群的手臂狠狠缠住他的颈项。他像条海兽般，勇猛地破浪而出。拖着妓女群巨大的压力，他汗流浃背屈身向前，泅水似地奋力冲向浪涛的破口。但好不容易挣脱后，妓女群会再度蜂拥而上，同时不断有更多加入。他以手肘向四面八方推撞，那些女人被撞得个个摇摇晃晃，不久后又攀着其他男人的脖子离去了。(11) 在此大幅引述原文，目的是强调小说把那群妓女描写得犹如一窝海蛇般。小说中用来描写这群妓女的词句，在如此暗示：例如“全把头挤入同一个洞里”(一つの穴へ首を突つ込む)、“不停地在椅子脚边搔来搔去”(椅子の足をひつ抓ぃてゐた)、“咯咯作响”(ばたばたしながら)、“蜂腰兴起的浪涛益发汹涌”(蜂のゃぅな腰の波が一層激しく摇れ出した)。不断蜂拥上来缠绕脖子的手臂及攀附在身上的躯体，令参木无法动弹且汗如雨下，构成了一场超现实的梦魇，与《人类的命运》中的写实描述形成强烈对比。此幕中，读者是从参木的角度看着这群女人，而他的主观感受使这群妓女蜕变为蛇一般的怪物。文中不停出现隐喻，围绕着卖淫、贪婪及女人商品化的主题，象征意义浓厚。 横光利一反复强调，象征主义是新感觉派的主要技巧。由他对穆时英——中国新感觉派作家中，唯一与日本新感觉派有直接接触的作家——所作的评论，可见端倪。穆时英与横光利一除了都有象征主义倾向之外，两人是因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理念而发生联系的(12)。一九四○年九月，《文学界》杂志辟一专栏，悼念穆时英于同年六月二十八日之死，横光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此篇文章中，他提起穆时英曾于前一年拜访东京(13)。应该注意的是，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东亚联盟，正好于一九三九年十月设立于东京。大东亚共荣圈之建立由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于一九四○年八月二日率先宣布(14)。像穆时英这样的中国新感觉派作家，一心以日本新感觉派为楷模，是众所周知的。在日本积极拉拢亚洲国家以对抗西方的战争中，他的形象有助于日本政策，一点都不奇怪。我们知道，穆时英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拜访东京时，是跟着林柏生——亦即当时汪精卫伪政府行政院的宣传部长——所率领的外交团而去的；汪伪政府正是日本的羽翼(15)。穆时英于一九四○年三月出任汪伪政府主持的《国民新闻》创刊社长，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任上遭到暗杀(16)。 根据横光利一的文章，穆时英拜访东京时，有一晚与横光及其他几位日本文人会面(包括片冈铁兵、菊池宽、林房雄、久米正雄及尾崎士郎)。在谈话中，穆时英提到他的妹夫曾于巴黎做过保罗·梵乐希(Paul Valéry)的学生(我们知道戴望舒曾于一九三二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春天在巴黎求学，于一九三六年娶了穆时英之妹，并于一九四○年离婚)(17)。他们也论及赛珍珠(她于一九三八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过不久，穆时英问横光：“日本新感觉派现在发展如何？”对横光而言，这个问题正好提供他深刻思考“东亚现代青年”现况的机会。 穆时英的问题当然不好回答。横光先在文章中首先说明：“我最后以类似这样的话告诉穆先生：新感觉派正在为我们国家的传统寻找新意义，尝试重新诠释传统。”其次他指出，十多年前他出道时是新感觉派作家，而到目前为止他从未违背过当年的立场。他当时之所以迟疑于回答穆时英的问题，不是因为他羞于回答，而是中国传统与日本传统间的差异，令他难以解释清楚。他进一步声称，穆时英被枪杀正是起因于“两国之间新传统的差异”。接着他提到，八月号的《知性》杂志发表了穆时英小说《黑牡丹》的译文。故事中的青年，在舞厅里为一名女子神魂颠倒，就为了插在她发际的一朵康乃馨，追随她离开舞厅没入黑夜。当女子被狗咬伤，倒在路旁时，他才目瞪口呆地发现，那朵他痴痴追随的康乃馨却不见了踪影。横光称赞《黑牡丹》是“一篇富含象征意义的新感觉派短篇小说。”由此他下了以下结论： 新感觉崇尚理性与科学，这是东亚现代青年应该接受的共同任务。无论各国民族传统如何重新转化蜕变，这个共同的任务形成了东亚凝结、而非分割的力量。(18) 然而，横光利一对日本大东亚政策的态度，却并非如同这篇文章所述般明确；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很显然是为了政策宣传。本文将仔细阅读《上海》，设法凸显横光利一对大东亚政策的暧昧态度，以及作家的战争责任问题。在深入探讨此议题之前，我们应先尝试了解，对横光利一而言，象征究竟有什么理论意涵。为此，我们必须详细检阅他一九二五年发表的《新感觉论》一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