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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本中心主义与理论霸权 所谓的“内部研究”拒绝赋予作者某种超常的意义。韦勒克与沃伦的观念是，批评家必须坚守的阵地是作品的文本内部。 通常的想象之中，文学批评的基本工作是解读、分析和评判文本。然而，这种工作很快会延伸到作者。《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9世纪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十分注重考察作家的个性，力图解释那些奇异的天才为什么能写出如此惊人的作品？然而，20世纪初，这种主张遭到文本中心主义观念的抵制。“新批评”倡导“细读”，专注于文本的条分缕析，来自作者的各种信息遭到了贬抑。例如，“意图谬误”即是“新批评”的一个著名论断。此后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无不保持了相似的观念。考察文本结构的同时，罗兰·巴特甚至宣称“作者已死”。总之，文本的语言结构——而不是作者或者那些外在的内容——才是批评家精耕细作的领域。 尽管如此，另一个现象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不安。他们察觉到，文学批评正在将愈来愈密集的理论术语倾泻到文本之中，似乎超出了文本的负担限度。从精神分析学的压抑、无意识到结构主义的能指、所指，从那个玄奥的“存在”再到“互文”“复调”“他者”，众多概念纵横驰骋，甚至遮蔽了文本本身。某些批评家的文本分析深奥晦涩，难以卒读，如罗曼·雅各布森和莱维·斯特劳斯的《波德莱尔的〈猫〉》，罗兰·巴特的《S/Z》，或者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会》。 20世纪被称之为“理论的时代”，众多理论学派纷至沓来，全方位地覆盖各个领域。许多时候，理论描述远非仅仅提供一种归纳，一种具体的诠释，而是意味了一个深度的发现，甚至带来新型思想空间的建构。尽管如此，理论遭受的反弹与日俱增。如此之多陌生的理论术语开始折磨人们的心智，文学批评突然成为毫无乐趣的思辨。 苏珊·桑塔格公开表示，反对文学批评演变为乏味的理论压榨。在她看来，这种理论霸权再度显现了作品“外部”的粗暴干预——文学批评的阐释犹如强迫作品的形象体系变异为另一种形态：“阐释的工作实际成了转换的工作。”她具体地描述了理论代码如何引诱作品拐入另一个轨道：“阐释者说，瞧，你没看见X其实是——或其实意味着——A?Y其实是B?Z其实是C?”这时，文学批评的作品解读可能被比拟为谜面的破译。批评家负责向读者通报，兔子与乌龟赛跑的故事其实是“骄兵必败”的主题，《离骚》的香草美人象征的是诗人的高洁情怀，《哈姆雷特》不仅是一个王子复仇的故事，主人公多疑的性格背后或许隐藏了恋母情结，如此等等。“阐释于是就在文本清晰明了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③从某种无意识症状、阴险的政治意图到符号结构隐含的主从关系、民族或者性别歧视，理论代码事先预设了各种解读的寓意指南。见月忽指，得鱼忘筌，文学批评抛出结论之时，亦即作品本身蒸发之日。这再度让人想到了柏拉图的观点：文艺与真理相隔三层；文艺提供的各种表象不可信赖，文学批评的解读如同掠开各种表象设置的干扰，顺利抵达真理的码头。 苏珊·桑塔格声明，她并未谴责一切阐释，令人厌恶的是那种“伪智性”的学院腔调。这是对于艺术力量的不解、不满或者不安。她主张恢复感觉，推崇透明而清晰的艺术，“我们的任务是削弱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作品本身”④。 (责任编辑：admin) |